“仅凭不当劳动行为本身就进行刑事处罚的国家,只有我们韩国。”
韩国产业联合论坛(KIAF)会长郑万기(照片)29日在KIAF线上研讨会上指出:“我国对不当劳动行为的处罚强度相比其他国家过于严苛,应予改善。”
不当劳动行为指雇主妨碍《劳动组合法》所保护的团结权、团体交涉权、团体行动权等劳动三权的行为等。根据韩国工会法,对实施不当劳动行为的经营者最高可判处2年有期徒刑或2000万韩元罚金。
郑会长表示:“美国、日本对违法行为也有徒刑、罚款等处罚规定,但仅在违反判决或行政命令时才适用”,“我国在没有行政先决措施的情况下就对雇主的行为本身进行刑事处罚,是不当的”。
他还强调:“应让我国企业家能够在与外国同等的环境中工作”,“外国企业虽然担忧我国劳动法但仍进行投资,是因为在零部件和人力供给方面有利,但如果劳动关系法等负面因素更加突出,也将对投资产生负面影响”。
当天进行主题发表的KIAF研究员李雄载也表示:“在将不当劳动行为法制化的国家中,美国、日本并非以处罚行为人为主,而是以恢复劳资关系为目的”,“以处罚为主的过度制度正在造成企业家沦为前科者等各种副作用”。
他指出,据韩国经济研究院分析,韩国企业因劳动争议造成的劳动损失日数达41.8天,“相比日本(0.2天)、德国(4.3天)、美国(6.7天)等过高,这也是我国全面禁止替代劳动、同时严格规制雇主不当劳动行为所带来的副作用”。他还指出,如果海外企业得知韩国业务伙伴是前科者而回避共同事业,投资将会萎缩,企业竞争力也可能被削弱。
李研究员主张:“与适用刑事法相比,强化劳动委员会救济命令效力等增加公司方经济负担的方式更为有效”,“应废除规定不当劳动行为处罚的工会法第90条,并将规定违反救济命令处罚力度的第89条改为罚款处分”。
作为讨论者出席的嘉泉大学教授李根雨表示:“我国劳动关系法使用了‘懈怠’‘不利’等可作主观解释的模糊用语,意指未尽责任,并规定了过高的法定刑”,“劳资关系基本上应优先考虑当事人之间的自主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