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领域的世界级学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吉恩·格罗斯曼与哈佛大学教授埃尔赫南·赫尔普曼于1991年出版了被评价为经济增长研究先驱性成果的《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一书。1990年代是以信息技术(IT)领域创新为基础的新经济带来生产率提升与增长显著的时期,因此强调基于新技术的创新之重要性的两位教授的经济增长理论更受关注。
他们的研究超越了像美国这样资本积累已足够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必然下降的传统理论,为开启新的经济增长范式作出了贡献。这类分析与研究方法被称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实际上,被称为信息通信革命时期的1990年代,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率年均达3.45%。考虑到同期全球平均增长率为2.81%,这是惊人的成绩。这表明,即便经济增长带来收入提高、资本积累,增长率也并非必然下降。
传统增长理论的代表是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罗伯特·索洛的新古典经济模型。该理论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增长率会下降,其核心机制在于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这一特征。在资本尚未积累的经济体或企业中新引入机器可实现划时代的生产率提升,但在已具备大量设施与装备的经济体或企业中,即便引入新机器,额外的生产率提升也不会太大。这在直观上具有合理性,在现实中也能观察到。
例如,在因战争沦为废墟的经济体中,只要实现储蓄与投资就可能获得高速经济增长。因此在这一发展阶段,如何引导储蓄与投资必然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61年前Seoul Economic Daily创刊的1960年代,韩国经济正处于这种状况。当时勒紧裤腰带,以“只有储蓄才有活路”的决心筹措投资财源,不足的财源则从海外补足,由此奠定了经济增长的基础。
因此,经济政策设计的很大一部分都聚焦于引导国民储蓄并将其用作投资财源。当然,由于收入水平实在过低,仅靠国内储蓄难以为继,甚至出现了外债亡国论,也从海外进行了大规模投资财源筹措。这也是如今许多处于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的国家仍把国民储蓄与投资政策作为增长战略最基础起点的原因。甚至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在经济增长初期强调大规模资本东远集团。可以说,正是1960年代开始的储蓄与投资成就了今天的韩国经济,这并不夸张。
然而,2020年代的韩国资本积累已相当充分。单纯堆积装备与装置的投资方式,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之下无法避免资本收益率下降。这不仅发生在韩国,在任何经济增长起来的国家都会出现。关键在于如何突破。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以“全球内生创新增长”为名,向美国提出了答案。
该理论的核心是:创新是超越资本收益率下降的经济增长原动力,并具有影响全球的扩展性;尤其重要的是,创新是预测未来并追求利润的经济主体的分内之事。新冠疫情下跨国制药企业开发疫苗的过程,正是全球内生创新增长如何显现的代表性例证。具备预测需求方最需要产品并进行研发能力的国际企业,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成功开发疫苗,由此产生全球性影响,结果企业价值惊人上升。并且通过该产业自身的成果,以及通过控制感染扩散,牵引了经济增长本身。
尽管新冠的爆发性扩散使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陷入困境,但只要想一想哪个国家拥有具备基础科学技术实力的顶尖大学、拥有能把科学技术连接为需求方所需产品的研发能力的企业,并提供让这些企业自由竞争、追求利润的市场体系,就不难预测在新冠这一困境中谁将成为最终胜者。打造能够实现全球内生创新增长的大学、企业、市场体系,正是韩国经济应走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