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7-29 | 구경우 기자,김남균 기자

“靠增长人人受益”…政界须给出信任,结构改革方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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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国,以工会为主要支持基础的社民党2002年即便承担政治风险,也为了未来推行了哈茨改革。其推出劳动灵活化政策,取消派遣期限上限(2年),并将不适用解雇限制法的企业员工标准逐步提高至20人以下。顺应变化的产业结构和生活方式,创造了小规模非全日制正式岗位。结果,曾接近20%的失业率被降至6%左右,成为欧洲经济的典范国家。

# 获得劳动界支持而于2017年诞生的法国马克龙政府,在支持率骤降之际仍在推进为增长而刮骨疗毒的结构改革。其修订劳动法,放宽企业解雇、裁员的限制,解开了雇佣刚性,并正推动着为未来的养老金改革。

政界去年通过编制大规模追加更正预算大撒钱,却未能阻止可预见的两极分化。因为从韩国银行5月发布的调查报告看,去年二至四季度收入第1分位(后20%)家庭的收入骤减17.1%。低薪劳动者和自营业者的收入遭受直接打击。而第5分位(前20%)的收入仅减少1.5%。尽管如此,政界仍就向88%国民发放的灾难支援金达成协议,包括今年在内共两次、规模达49.9万亿韩元的追加更正预算。在自去年延续至今的追加更正预算编制中共撒出116.6万亿韩元财政资金,能否阻止加速的两极分化仍属未知。

因此有观点指出,政界正在“用锄头能挡的危机拖到用犁来挡”。因为大选临近,只顾人气的执政党与在野党并未为经济社会的大变革做准备,而是集中于短视的财政支援。全球在克服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已在加快向平台经济、制造业智能化等数字体制转型。这也正是有人指出政界本应以劳动改革等国家性结构改革,回应剧变中的经济与就业的背景。

但两大工会总联合会在明年大选前提出了“无痛延长退休年龄”等更大的既得利益要求。资产、收入集中的所谓“586一代”,等于在本就进入门槛很高的优质岗位上筑起了铜墙铁壁。被高失业率和非正规岗位所迫的青年一代,阶层流动的阶梯越来越低。若未来一代被挤出优质岗位的经济格局固化,面临2025年超高龄社会的韩国前景将更加黯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同样诊断认为,照此下去韩国社会与经济难以持续。IMF韩国代表团团长安德烈亚斯·鲍尔4月指出:“为应对老龄化,需要推进改善劳动市场的结构改革。”其建议是,韩国应在强化社会安全网的同时,通过劳动市场灵活化和放宽管制为民间注入活力,才能克服急剧少子化、老龄化这一顽症。

在一线创造岗位的企业指出,早在新冠之前,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浪潮就使新产业岗位不断膨胀,但实际上无法解雇低绩效者的劳动管制却毫无松动。更有甚者,政界不但不改革,反而拿出重大灾害企业处罚法这样的过度管制,连企业的雇佣意愿都打消了。以至于韩国中坚企业联合会会长姜浩甲发出狠批:“找不到政界对共同体价值的责任感”,“应作为‘市场经济破坏者’对(政界)予以处罚”。

专家们呼吁,为此政界必须向国民明确传递“重新实现增长”的信息。其建议是,即便短期存在痛苦,也要让人相信蛋糕做大后会产生新机会,社会经济的结构改革才能成功。延世大学教授成太胤指出:“新冠局势下矛盾加剧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没能实现增长。”实际上,韩国经济研究院对1991年至2016年经济增长率的分析结果确认,经济增长率提高1%,基尼系数(以可支配收入为准)最少改善0.29个百分点,最多改善1.9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两极分化态势随增长率而变。延世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梁埻模强调:“通过增长让所有人获得经济成果,才能终结矛盾的政治、实现和谐。”明知大学教授申栗也表示:“大选是对未来价值的评估”,“应以增加最紧迫问题——就业为方向提出增长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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