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原道种旱田的A先生近来近乎半停工状态。腌泡菜用的白菜播种季已近,但难以雇到人手。随着疫情扩散,外国劳工入境事实上中断,往年每天7万至8万韩元的工钱涨到15万至16万韩元,几近翻倍。村里老人的劳力早已被每天支付7万至8万韩元的公共岗位抢走。因为即使工钱相对少,但活儿轻,老人们宁愿选择公共岗位而非田间劳作。最近还有以介绍外国劳工为名索要数十万韩元介绍费的中介猖獗。
疫情扩散充分显示出我国经济对外国劳动者的依赖有多高。传染病阻断了劳动供应链,不仅农渔村,中小制造业和建筑业也面临人力短缺。几年前起,建筑工地用韩语、汉语、越南语等至少三种语言播放开工与收工通知已成常态。
租税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安钟锡表示:“我国劳动市场呈少数管理者与多数简单劳动者并存的金字塔结构,而本国人对简单劳动的偏好正大幅下降,若不能以移民等方式填补,中小企业或农村可能再无可用之人。”实际上,以去年为准,我国外国就业者总数达84.8万人,低技能产业对外国人的依赖日益加深。相反,专业就业人力却从2012年的4.7万人减少至去年的3.9万人。因此专家们一致主张:“应向外国劳动者开放门户,实施能够缓解劳动市场失衡的大胆政策。”
然而国内移民政策一直被视为针对国际婚姻移民女性的政策,未能从社会融合角度加以讨论。政府政策在2008年新设出入境·外国人政策本部后也未再向前一步。韩国官僚体系的痼疾——部门本位主义,在移民政策上同样成为阻碍。目前国内移民政策由韩国法务部、女性家族部、韩国雇佣劳动部、外交部等分别负责出入境及国籍申请、女性婚姻移民政策、外国劳动者政策、外国籍同胞政策,各自运作。在相互推卸责任的过程中漏洞频出。
在面向外国人的疫情疫苗接种过程中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疫情扩散后,疾病管理厅制定方针,对包括未登记外国人在内、长期停留3个月以上的外国人一视同仁地提供疫苗接种。原因是在集体宿舍生活的移住劳动者中不断出现群体感染。但各地方自治团体自行将海外同胞签证持有者及未登记外国人排除在接种对象之外,造成混乱。此外,甚至合法停留的外国人也被漏在疾病管理厅的预约对象名单之外。
专家指出,我国也需要设立移民厅,统管国民、居住者、外国人的出入境及非法滞留者管理等业务,制定统合性移民政策。设立人口移民厅、统管国民、居住者、外国人的出入境及整体福利、签证、停留、同胞、非法滞留者管理等业务的以色列是代表性案例。仁荷大学教授徐光石表示:“应把散布在各部门的外国人力引进政策集中到一处专责办理。”
针对高端人才的大胆激励也很必要。海外已在国家层面竞相降低永久居留权取得门槛,吸引专业人力的移民政策全面启动。美国和英国对高端人力即便没有雇主也给予永久居留权,日本则允许1年即可取得永久居留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