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7-27 | 세종=양종곤 기자

“未来劳动”近在眼前 法律与制度却在倒退……“应以生产率为中心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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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工作场所提高生产效率的方法都不同。该干活时干活,给予充分的金钱补偿以提高存续率,这是核心课题。初创企业和三星集团怎么可能以同样的标准来确定工时呢。”

高丽大学劳动大学院院长朴志淳27日表示,“应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到来带来的数字化转型潮流,对劳动规范进行重新整备,使其有助于提高效率和生产力”。

他强调,“必须把20世纪制造业时代制定的前现代劳动规范(法律、制度)现代化,以适应21世纪”,“现行(劳动)法律、制度中整齐划一的强制性规定太多,而像工时编排这样的劳动规范应让劳资双方自主约定,这才是后疫情时代应走的路”。

由人工智能(AI)、大数据和智能工厂主导的未来劳动彻底改变就业与人类生活的时代已近在眼前。但束缚于既有劳动形态的陈旧法律、制度依然如故。政府政策亦是如此。标榜亲劳动的文在寅政府通过最低工资的急剧上调、每周52小时工时制以及修订后的工会三法实施等,造就了向劳方倾斜的不平等格局。有评价认为,改变工作与生活的未来劳动已大步走近,而现实却无异于穿着旧衣、逆向行驶的传送带。

◇岗位快速减少,劳资矛盾依旧=韩国银行表示,2002年在全部企业中占19.0%的新生企业比重,到2018年已降至11.7%。企业的老龄化会同时削弱生产能力和创造就业的能力。

预计随着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新产业出现,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加速。据全国经济人联合会数据,在支撑韩国经济、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汽车、机械、金融及保险、批发零售等10个行业的833万名劳动者中,有133.8万人(16.1%)面临岗位转换风险。尤其预计到2024年,其中70.6万个岗位将消失。

然而,本应正视这一危机的劳资关系指标却看不到明显改善信号。据世界经济论坛(WEF)数据,韩国的劳资合作排名在141个国家中仅列第130位。2009年至2019年,每1000名工资劳动者的工作损失天数年均为38.7天,是日本的193.5倍。

◇禁止罢工期间替代用工的国家在经合组织中仅韩国一个=像风味园那样由劳资双方相互让步、创造新的经营条件并不容易。因为现行法律和制度变革速度迟缓,以致劳资双方都不满,谈判难以顺利进行。

从劳动界的立场看,今年制定的保护家务劳动者的家务劳动者法就是典型例子。由于1953年制定的《劳动基准法》第11条“不适用于家务使用人”的规定,长期以来家务劳动者一直处于劳动基准法的盲区。改一条规定竟花了整整70年。

经营界一直主张的罢工时允许替代用工,也被视为陈旧劳动制度的典型例子。罢工是工会为贯彻自身主张的最后手段,但对企业方而言却是最坏的结果。诚信女子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朴基成批评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不允许罢工时替代用工的国家只有韩国”,“这是1953年制定劳动基准法时因釜山一家企业发生罢工而引入的制度,如同龟船和金属活字一般”。

◇下届政府的核心课题是“实现劳资平衡”=专家们一致认为,下届政府的核心课题是纠正文在寅政府倾斜的亲劳动政策,实现平衡。政府执政初期以最低工资急剧上调为开端,推行了每周52小时工时制的扩大适用和修订后的工会三法,明年1月《重大灾害处罚等相关法律》即将实施。更何况当前因新冠疫情导致经济低迷,企业的经营能力已显著下降。随着以青年层为中心对公平性的要求增强,以能力为中心的工资体系改革、提高雇佣灵活性已十分紧迫,但法律制度层面或社会层面的讨论平台并未得到妥善搭建。

韩国航空大学经营学部教授金刚植表示,“韩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不仅解雇困难,离职者再就业到其他企业也很难,针对失业者的社会安全网也很薄弱”,“如果不考虑雇佣灵活性,只是一味强化对劳动者的保护,企业反而会回避雇佣”。

庆熙大学经营学系教授朴雨成表示,“在就业危机之下,如果只计较既得利益,未来一代将难以承受”,“就像日本因养老金财政(枯竭)问题试图将可工作年龄延长至70岁那样,韩国也需要为老龄化、低生育社会做好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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