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韩国企业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是意指环境、社会、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的ESG经营。这与其说是一时流行,不如说已成为趋势。热穹、大洪水、传染病已成为不可逆的“新常态”,并正在根本性地改变企业、社会、国家的存在方式。美国总统乔·拜登当选后以首个行政命令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在竞选过程中也强调“想终结股东资本主义”。率先提出这一问题的欧盟响应美国,ESG精神迅速传播到所有国家和企业并获得力量。因为人们认为不能再任由生态危机破坏地球共同体,亟需受到消费者、投资者、劳动者与当地居民喜爱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资本主义。细究起来,这也是懈于自我革新的资本主义与提前透支未来生态环境的人类欲望所造成的可预见现实。
这样的ESG标准也蕴含着美中战略竞争的新火种。全球企业已主张中国在新疆维吾尔地区以强制劳动生产棉花并中止使用,进而准备以限制投资、限制或排除金融基金等形式规制ESG标准不达标的中国企业。另一方面,中国在无法制定国际经济秩序规则的情况下,选择了适应ESG趋势而非对抗。中国已制定中国式ESG标准,中国的全球企业也在划时代地改变长期惯例与文化。在环境(E)领域,涌现出分析个人用电量算法、构建节电系统等贴近生活的创意;在社会(S)领域,响应脱贫和缩小社会差距的政府政策,在社会边缘地区寻找存在感。在治理结构(G)方面,则超越企业治理结构改革、女性参与等传统指标,推进到生物多样性。
韩国也以国际感觉敏锐的大企业为中心迅速求变。已把通过企业社会责任(CSR)或企业社会价值(CSV)获得的学习经验正式嫁接到ESG经营。政府一方面宣布2050年碳中和(实质排放量为零),一方面在整理多达600余个庞杂指标,制定韩国型ESG。但正因是陌生之路,处处有暗礁。国民对环境的紧迫感不足,社会责任也未摆脱塑造“好企业”形象的惯例,韩国型ESG指标也存在比起环境和社会更关注治理结构的政治意图。尤其因单一民族带来的结构性局限,难以划时代地反映多样性指标,加之轻易以“准租税”“负担金”形式向企业转移责任,还存在滋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式绕道而行的副作用风险。
然而,防止强制劳动法、碳税法、碳排放权交易制、碳边境排放制等陌生的制度与法律已进入政治领域,欧盟提出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55%的“Fit for 55”立法一揽子目标与方案,要求后发国家痛苦地共同参与。绕开或倒退既不可能也不可取。某家大企业提出了“新的今天,更好的明天(New Today, Better Tomorrow)”的口号。因为它认为没有今天的革新就难以期许明天。企业与政治若把ESG带来的新时代精神视为又一项管制,就会被淘汰。唯有搭上这趟车,才能确保可持续性。企业将在对子公司CEO的评价中运用ESG指标。升温的政界也有必要把这一愿景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议题展开激烈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