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半,我们与大流行(全球性疫情)共处。回顾这场危机,这段时间已足够让我们思考应当汲取什么教训。在大流行之前,我们经历了从根基上动摇国际社会体系的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那次令人震惊的经历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教训?当时领悟的教训对抗击大流行有帮助吗?
2008年金融危机后18个月,即2009年年中,美国失业率飙升至数十年来最高水平,股市在史上最惨烈的暴跌中挣扎求生,泡沫破裂的住宅市场陷入垂死状态。
与此形成对照,大流行被宣布后18个月的今天,半数美国人已接种疫苗。经济运转良好。增长率堪比罗纳德·里根时期的繁荣期。股市连日创下新高,延续上涨行情,工资也开始上扬。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同样呈现明显的复苏势头。
这背后是从金融危机中提炼出的教训。2008年危机让我们领悟到:在伴随系统性崩溃的危机局势中,各国政府必须大胆而迅速地行动,扩大支出、提供流动性。
但好消息到此为止。让我们再回到2008年。当时的政策负责人直觉地意识到,破解危机需要根本性变革。金融体系危险、监管松散且不稳定。2010年,尽管金融业拼命游说,国会仍制定了大规模金融改革法,核心内容包括强制大型银行补充资本、压缩举债投资比率、限制投机性投资以及压力测试等。
事实上,大流行期间金融体系之所以正常运转,得益于2010年推行的制度改革。在大流行使世界经济近乎完全封锁的2020年,全球几乎所有银行都坚韧地承受住了这一局面。各国央行的支持被视为部分原因,但金融改革法带来的银行自有资本扩充和强化的监管也功不可没。
然而,尽管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战争中暴露出诸多失误,我们却不提为纠正这些失误而进行改革的必要性。没有一个国家在认真讨论如何重整医疗领域的官僚体制、如何向正确应对新冠的防疫模范国家学习经验,以及如何建立能有效应对下一次大流行的政策与体系。
金融危机与大流行之间的分歧点,在全球层面暴露得最为赤裸。作为全球层面协同治理的“全球治理”在金融危机中运作得出色得令人惊讶。主要国家建立了紧密的合作体制,各国央行采取有机的共同步调,阻止了国际金融体系陷入失控状态。甚至连中国也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主要举措。美国率先带动其他国家统一步调,还切实履行了支援它们的角色。经济史学家亚当·图兹指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释放的流动性中约有一半用于欧洲银行。
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应对在经济层面取得了成功,但在政治上却是惨败。反精英主义和民族主义浪潮席卷而来,导致全球层面对大流行应对不力。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匈牙利的维克托·欧尔班和巴西的雅伊尔·博索纳罗等政治人物,以强化自身权力和指责外国人的方式回应大流行。进步倾向的政治人物则制定保护主义法律,甚至封锁疫苗出口。中国的习近平与金融危机时期的前任相比更为封闭、不合作,对多边主义态度冷淡。
在大流行危机中,乔·拜登总统迈出了利落的第一步。但华盛顿不应盲目跟随他的脚步。作为世界领导国,应走上与政治人物拜登根本不同的方向。如果我们不把疫苗接种对象扩大到全球所有居民,大流行将继续留在我们身边,并不断变异蔓延。
使全球层面的经济复苏与增长得以维持的唯一方法,是向被巨额负债压垮的发展中国家伸出援手。为必将到来的未来危机做准备的最佳方法,是建立全球共同应对体制。这并非理想主义。十年前的危机局势中,正是这样的体系发挥了作用。今后全球治理体系也将履行自己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