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明年总统选举临近、大选政局升温,有关修宪的意见开始通过总统参选人之口被正式提及。参选人的观点主要围绕:是否要把第六共和国的总统制称为所谓“帝王式总统制”;若认同帝王式总统制这一界定,又该如何加以修改以构建更好的权力结构。
然而,在与总统权限同样标榜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总统制下,政界和总统参选人更应关注的课题,是总统对国会认识的转变。这是基于即便存在当前的修宪论,总统制仍将以某种形式延续下去这一假设;但由于没有国民共识,维持现状只能是唯一选择,因此该假设在一段时间内应属合理。或许有人会说,如今总统选举是当务之急,何必悠闲地谈论只知党争的国会。但之所以提出总统对国会认识转变的问题,是因为第六共和国以来历届总统对国会表现出的态度存在相当大的问题,由此导致国会功能衰退,总统单方面主导国政的恶性循环反复出现。
第六共和国以来,国会执政党领导层的自主性不断萎缩。这从根本上是因为执政党领导层无法摆脱总统在五年单任的短暂时间内急于取得成绩的欲望。为了在不知何时开始的跛脚期之前尽快将自己的政策议程立法化以留下业绩,历届总统对执政党领导层施加强大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执政党领导层难以拥有与在野党妥协所需的充分时间和裁量权。执政党领导层一旦在与在野党的谈判中找不到突破口,便施压国会议长,试图通过职权提请程序通过体现总统意志的法案。这招致在野党强烈反弹,结果国会长期陷入僵局,立法功能不得不瘫痪。2012年5月制定国会先进化法,强化了职权提请的条件,出台了保护少数党立场的措施,对国会肢体冲突的处罚也更为严格,这是事实。但正如2016年反恐法通过过程、或2019年年底选举法及公调处法处理过程所显示的,一旦承接总统意志的执政党强行推动法案通过,朝野极端对峙局面或所谓“动物国会”便必然重演。
问题在于总统。总统若认为某项政策对国政运营确实必要,就不应只是指责国会、施压执政党领导层,而应亲自与在野党积极对话、寻找妥协点。然而,我国的总统们本身也出身国会议员,却一进青瓦台就奇怪地远离汝矣岛政治,一边批评在野党“拜托别再拖后腿,让我们能干点事”,一边施压执政党领导层。执政党领导层若向总统提出不同意见或替代方案,就会被批评为搞“个人政治”而遭清除,执政党因此常常成为青瓦台亲卫势力或强硬派的独占舞台。结果,朝野关系沦为阵营逻辑支配下的敌友关系,国会议长丧失了调解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冲突时常通过司法机关处理的情形也开始出现。总之,国会的退化在相当程度上源于总统忽视说服国会与在野党,试图借执政党亲卫势力迅速取得自己想要的结果。这正是认为总统对国会的负面认识诱导了国会退化的理由,也是让人想追问当下总统参选人如何看待国会、他们成为总统后将如何对待国会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