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7-13 | 여론독자부

[时评]最低工资制度亟待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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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审议委员会将明年最低工资上调5.1%。由于未达到文在寅政权承诺的最低工资1万韩元,工会心有不满,但对每年都要面对最低工资上涨、比新冠更为恐惧的自营业者和小工商业者而言,这是一记冲击。自营业者从中产阶层跌入低收入阶层、干脆放弃找工作的劳动者增加的问题将会持续。相反,高收入劳动者因最低工资上调而工资水涨船高,收入不平等将会扩大。为减少贫困层而引入的最低工资制度一直产生反效果。而且正如这次一样,最低工资审议反复陷入消耗性对立。关于最低工资合理水平的讨论消失不见,只剩下劳动界与经营界的对立。由于双方主张差距过大,即便拖延时间也无法达成一致,最终一直由公益委员做出决定。最低工资上调的副作用不断扩大,而且畸形决策成为惯例,这意味着最低工资制度已经出了故障。

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与现实脱节。与制定最低工资法的上世纪80年代后期相比,经济社会环境已完全不同。当时经济高速增长,几乎不必担心就业。大企业就业比重超过40%,中小企业工资为大企业的80%,差距很小,劳动市场平坦到没有“非正规职”这个词。劳动力年轻,劳资关系也稳定,即便工资上涨也能通过提高生产率来消化人力成本负担。但如今增长率降至当时的五分之一,大企业就业比重减少到10%,3名劳动者中有2人在30人以下的事业体工作。中小企业工资与大企业的差距扩大到不足其50%,就业不稳定的非正规职超过劳动者的三分之一。此外,1000人以上大企业的工会组织率超过70%,势力强大,劳动市场二元结构严重到堪称“一国两经济”。然而最低工资的决定舞台却向人数虽少但力量强大的大企业劳资倾斜。

最低工资决定舞台变得不正常,有其相应原因。最低工资成为政府项目中人力成本核算的基准,并被用于大企业工会的加薪要求,使最低工资决定变质为全国单位的加薪谈判。结果我国最低工资上涨极快,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也位居最前列。但由于未达到最低工资的低薪劳动者众多,制度的公正性下降。最低工资一律适用于1人以上事业体,不遵守则处罚经营者,但小微事业体无法跟上。全体劳动者的16%,而5人以下事业体劳动者中竟有36%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解决这种造成劳动领域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矛盾,不仅对经济,对民主主义发展而言也是紧迫而重大的课题。明年的总统选举应成为使最低工资制度回归正常、忠实保护弱势群体,并为此凝聚国民共识的契机。

若一并考虑外国经验,正常化的方向十分明确。一律性最低工资制应转为按行业、规模区分的最低工资制。既然最低工资具有强制性,就应改变决定方式,由政府决定、劳资团体提出意见。此外,不应每年调整,而应根据经济和就业状况调整最低工资。由于仅靠最低工资制度难以解决低薪和贫困问题,还应强化教育培训和就业信息等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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