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由劳动市场的供需决定,这一理论只是原理,现实中的工资决定更多受制度性因素影响。大企业正式员工的工资大体在劳资谈判中决定,公务员或公共部门的薪酬主要由政府预算编制指南决定。仅以去年为例,增长率为-1%,而劳资协约工资涨幅为3.1%。此外,最近10年最低工资年均上涨超过7%,每年有100万至400万低薪劳动者受益。若再算上公务员、教师、公共机构从业者约200万人以及民间部门工会会员约250万人,则每三四名劳动者中就有一人领取以这种方式决定的工资。对适用于公务员或大企业正式员工的年功薪级制工资而言,还会追加因薪级上升带来的加薪。
当在制度框架内决定的工资大幅脱离市场工资(生产率)时,劳动市场就会被扭曲,并产生各种副作用。第一个问题是工资差距过度扩大。将大企业与中小企业、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工龄与性别工资进行国际比较可以发现,韩国的差距异常悬殊。以大企业正式员工工资为100时,中小企业正式员工仅为57,非正式员工仅为45。差距扩大到如此程度是最近25年间的事。这正是求职者执着于大企业正式岗位的原因。在公共部门和大企业,长期工龄者的工资有时比第一年高出2至3倍。反对年功薪级制、要求按职务与业绩公平分配的MZ一代的呼声将日益高涨。第二个问题是企业回避录用正式员工。企业将雇佣形态转变为非正式雇佣、特殊雇佣、厂内外包等,并扩大提前名誉退休,原因在于削减劳动成本。对企业而言这是理性选择,但不能放任雇佣碎片化和社会不平等加剧。
要消除劳动市场的扭曲,需要在工资决定中坚守生产率与公平性标准的制度性节制与协调体系。欧洲劳资双方在工资谈判中重视这样的规范:不得威胁国民经济层面的竞争力,也不得破坏差距的公平性。基于这一原则,不仅是产业别工会,经济团体也严格约束个别企业的单独行动。日本也由经团联等经济团体主导,规范企业之间不展开起薪竞争。无论大学毕业还是高中毕业,起薪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差距约为9%。在工资交涉中,也在春斗过程中细致协商与协调,以防因行业和企业规模造成的差距过度扩大。
韩国的工资决定中,这种节制与协调体系完全没有发挥作用。我们也曾一度努力通过生产率工资制或“低者多涨、高者少涨”的加薪来缩小差距。但1997年外汇危机导致陷入雇佣危机后,工资完全交由个别企业自主决定。大企业工会的工资利己主义失去了缰绳,公共部门工资体系改革则只是空谈。以最高年薪自夸的现代汽车工会今年要求加薪9.9万韩元并将退休年龄延至65岁,正在推进罢工程序。因电动汽车扩大而陷入危机的零部件企业劳动者的处境,以及低工龄研究技术岗位的公平分配要求,都不在他们的主要关心范围之内。正如健康保险公团工会反对呼叫中心员工直接雇佣那样,公共部门的正式员工并不希望与非正式员工或无固定期限合同工合并。
要缓解无就业增长与劳动市场两极化,必须改革工资决定体系。应缩小按年功形成的差距,并依照同工同酬原则,也向青年、女性和非正式员工保障公平工资。不存在工资扭曲的欧洲,其劳动改革以雇佣弹性化为主菜,但我们的劳动改革必须从工资改革开始。应把MZ一代的公平分配、586一代的退休年龄延长以及公共部门的年功序列改革捆绑为一个改革套餐。政府若能率先设立工资改革工作组并引导民间部门共同参与,将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