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7-13 | 여론독자부

[崔荣起专栏] 最紧迫的劳动改革是工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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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由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决定,这种理论只是原理,现实中的工资决定更多受制度性因素影响。大企业正式员工的工资大体在劳资谈判中决定,公务员或公共部门的薪酬主要由政府预算编制指南决定。仅以去年为例,增长率为-1%,而劳资协约工资涨幅为3.1%。此外,最近10年最低工资年均上涨超过7%,每年有100万至400万低薪劳动者受益。加上公务员、教师、公共机构从业者约200万人,以及民间部门工会会员约250万人,每三四名劳动者中就有一人领取这样决定的工资。对于适用于公务员或大企业正式员工的年功工资制,还会因职级上升而追加涨薪。据韩国劳动研究院调查,其比重在公共部门约为2.4%,民营企业约为1.5%。

当在制度框架下决定的工资大幅脱离市场工资(生产率)时,劳动市场就会被扭曲,产生诸多副作用。第一个问题是工资差距过度扩大。就大企业与中小企业、正式与非正式员工、工龄与性别工资进行国际比较可以看到,韩国的差距异常悬殊。以大企业正式员工工资为100,中小企业正式员工仅为57,非正式员工仅为45。差距扩大到如此程度是最近25年的事。这正是求职者执着于大企业正式职位的原因。在公共部门和大企业,长期在职者的工资有时比第一年高出2至3倍。反对年功工资制、要求按职务与业绩公正分配的MZ一代的呼声将日益高涨。第二是企业回避招聘正式员工。企业将雇用形态变形为非正式、特殊雇用、厂内外包等,并扩大提前名誉退休,原因在于削减劳动成本。对企业而言是合理选择,但不能放任雇用碎片化和社会不平等加剧。

要消除劳动市场的扭曲,需要在工资决定中坚守生产率与公正性标准的制度性节制和协调体系。欧洲劳资双方在工资谈判中重视不得威胁国民经济层面竞争力、不得破坏差距公正性的规范。基于这一原则,不仅产业别工会,经济团体也严格约束个别企业的单独行动。近来虽然按企业分配业绩的做法在扩散,但同工同酬的规范未变。日本也由经团联等经济团体主导,约束企业之间不展开起薪竞争。无论大学毕业还是高中毕业,起薪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差距约为9%。在工资交涉中,也在春斗过程中细致协商与协调,以免行业和企业规模带来的差距过度扩大。

在韩国的工资决定中,这种节制与协调体系完全没有运作。我们也曾一度通过生产率工资制或“低者多涨、高者少涨”式上调来努力缩小差距。然而1997年外汇危机引发雇用危机后,工资完全交由个别企业自主决定。大企业工会的工资利己主义失去约束,公共部门的工资体系改革则只闻其声。以最高年薪自豪的现代汽车工会今年要求涨薪9.9万韩元、退休年龄延至65岁,正在履行罢工程序。因电动车扩张而陷入危机的零部件企业劳动者的处境,以及低工龄研究技术岗要求公正分配的呼声,均不在他们主要关心之列。正如健康保险公团工会反对呼叫中心员工直接雇用,公共部门正式员工并不希望与非正式或无固定期限合同员工整合。

要缓解无就业增长与劳动市场两极化,必须改革工资决定体系。应缩小因年功产生的差距,按同工同酬原则,为青年、女性和非正式员工保障公正工资。不存在工资扭曲的欧洲,劳动改革的主菜是雇用弹性化,而我们的劳动改革必须从工资改革开始。应将MZ一代的公正分配、586一代的退休年龄延长与公共部门的年功序列改革捆绑为一个改革组合。政府若能率先设立工资改革工作组并引导民间部门共同参与,将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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