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竞选人、前未来统合党(现国民力量党)议员刘承旼11日在首尔汝矣岛泰兴大厦“希望22”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对于总统可以挥舞的人事权和权力,老实说我没有欲望”,“我只会专注于恢复能解决就业和两极化问题的经济增长”。
出身韩国开发研究院(KDI)的刘前议员,是执政党与在野党总统竞选人中唯一的经济专家。他并不掩饰这一强项。刘前议员分析称:“在野阵营的总统竞选人全都是法官、检察官出身,除了对过去作出判断之外,他们是否具备解决建设未来这一时代课题的能力,我持怀疑态度。”他同时强调:“新冠疫情之后,全球在数字革命中领先的国家与落后的国家之间差距将会拉大,如果不能改革,未来20~30年会更加艰难”,“要向企业多征税以扩充福利和社会安全网,作为交换保障雇佣灵活性,打破劳动市场双重结构(正规职—非正规职),我将全力推动这一社会大妥协。”
他断言,住房问题的答案是通过重建、改建扩大供给。他解释说,因新城投机等腐败而蒙上污点的韩国土地住宅公司(LH),将转型为“居住福利公社”,负责为低收入阶层供应租赁住房。关于朝核问题,他也表露出这样的意志:通过强化与美国的同盟推动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式核共享,如果行不通,甚至将推进自主核武装。
━ 数字革命与新冠疫情同时冲击全球 年轻阶层对未来的不安更高 总统5年任期解决所有问题有局限 “应选择与集中,全力恢复经济增长”
△您计划参选总统。是否已在准备未来愿景?
-我从政已22年,学习是从政之前就开始的,从政之后也一直在学。政治就是不断思考。必须对所有问题都做功课。事实上我(在朴槿惠政府时期)党内院内代表任期结束后,2016年以无党派身份参选,之后又被(弹劾的)激流卷入,2017年又参加总统大选,回头看,一直到现在都非常艰难。从正确政党、正确未来党到新保守党,再到重新整合,期间个人非常辛苦,那时也对人生学到了很多。对现实也学到了很多。
△经历激流之后,您对韩国社会的诊断是什么?
-比所有那些事件影响更大的是,最近的新冠危机对韩国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经历疫情后,肉眼就能轻易看到,好的地方更好,差的地方更差。这就是我从去年开始强调的K字形两极化。所谓两极化,从全球看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在我们内部则是国民之间的差距、产业之间、企业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差距在所有层面都在拉大。其实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在用“数字鸿沟(两极化)”这个词。我曾说过,第四次产业革命到来后,适应数字转型的个人和企业与无法适应的个人和企业之间的鸿沟会扩大。如今疫情让冲击叠加了一倍,两极化和不平等似乎更加严重了。但增长动力却变弱了。外汇危机之后是24年不断下坠的经济,疫情之后这种下坠速度会怎样?不能只作乐观预期。
△技术革命与两极化在全球同时发生。有解法吗?
-我认为,除了部分表现良好的出口企业之外,疫情之后我国整体产业的竞争力都会出问题。两极化和不平等以K形加剧,增长则持续下坠。正因如此,我国在全球200个国家中呈现出最糟糕的生育率。这一切都直接关联到对未来的不安。
如今的30多岁、40多岁以及20多岁,这些年轻一代将迎来怎样的未来?在就业与住房、子女教育、老后保障、养老金等所有层面,现在不断看到非常黯淡的未来。尤其越年轻的群体,对未来的不安越高。我进入政界后也看过历届政权。一看就明白,我们实行5年单任总统制,5年单任总统就任时都说得像要做出惊天大事,但每到任期结束时(国民)却会问“到底做了什么?”。
代表性的例子是朴槿惠政府和文在寅政府。我想把这两个政权称为陈旧保守的终点和陈旧进步的终点。看这两个政府,解决时代性课题、建设未来这类事情都没能做到。就任初期说得好像要做无数的事。看文在寅政府,若要举出在就业与住房、南北关系、外交、教育等方面做得好的地方,即便真想称赞也找不出可称赞的。
△除非修宪,下任总统不也是5年单任吗?
-我的意思是,5年单任总统能做的事并不多。所以总统必须在自己5年任期内,为国家未来“唯独这件事一定要解决”,在那个地方作出极强的选择与集中。就我而言那就是经济。疫情之后必须打好经济的基础。就业和住房全都是经济问题。如果不能在经济问题上重建扎实的基础,如果下一届政府5年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之后20~30年就会艰难,我们正处在这样的黄金时间。
━ 全球数字经济扩散趋势 落后国家固化为“无就业增长” 必须打破劳动市场双重结构才能解决就业 刘:“企业出税金,工会让雇佣灵活化” “我要完成历届总统未能做到的大妥协”
△您诊断说24年来增长一直下坠。应如何恢复增长?
-从全球看,把在数字革命中领先的国家与完全落后的国家相比,落后的国家即便增长,也是“无就业”的增长。制造业自动化,而那些机器从国外进口。制造业带、生产工序中的人消失了。我认为,我们经济过去以优秀企业为中心的涓滴效应部分,如今将像落后国家那样,无法对整体经济产生效果。
尽管如此,创造就业的最佳方法是什么?那终究只有增长。像过去那样陈旧方式的经济增长,正如您所说会直接导致无就业增长。但请把目光投向美国东部或西部。西部圣何塞与西雅图连接的地带,新诞生的企业在多大程度上引领着经济;再看中国东部沿海的深圳。这里是中国仿照美国在培育ICT企业。这些企业对就业帮助有多大?我认为特别是看欧洲的德国或爱尔兰,就能看到我们要走的路。它们开放经济、吸纳外国投资,而且把投资吸收到最尖端产业。看那些国家的经济,失业率和就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我国在第四次产业革命中被赋予各种机会。政府创造这样的机会,聪明的年轻人抓住这些机会,就业问题才能解决。但文在寅政府却把时间花在只招了17万名公务员、增加81万个公共部门岗位,以及增加老人和青年打工这类短期岗位上。我主张彻底转向,在学校和公司把年轻人培养成数字转型时代的核心人才。若培养出“100万名核心人才”,不论在美国西部还是在国内,这些人都会成为新创业的主角。这些人播下的新创新种子,就是我们经济持续增长的道路。
△历届政府也知道这个问题。但给定的时间只有5年,最终结构改革失败了。
-我认为朴槿惠政府的“创造经济”和文在寅政府的“创新增长”,口号和概念都不错。但因为配套政策一塌糊涂,所以我认为失败了。您问我若当上总统,将以何种方式实现新时代的经济增长,培育数字“100万名核心人才”我已经说了。另外我非常努力主张的是劳动改革。
创新增长要有人才。归根结底是劳动市场改革和监管改革。但文在寅政府连劳动改革都没碰。监管改革也只是做做样子。人才方面也只招公务员。
劳动界自1987年以后随着工会组织化,劳动市场本身变成以有组织的工会为中心。大企业和公营企业、金融机构、公务员、教师工会这些地方正走着非常僵化的路。得不到工会保护的相当多中小企业劳动者,与他们的工资差距持续拉大,在极差的劳动条件下受苦,劳动市场形成了双重化(正规职—非正规职)。
工会,尤其是大企业正规职工会,其核心利益在于工资谈判和企业福利。工会若不在这方面让步,劳动市场的双重结构就无法打破。刚才提到的在经济增长和就业上取得成功的欧洲国家,其共同点是企业多缴税以扩充福利、把社会安全网做大,作为交换给予解雇的自由。劳动者一方则消除了歧视和双重结构因素。因此抑制了过度的工资上涨和福利要求。有些国家还实行工作分享(分担岗位)或缩短劳动时间。
△要扩充社会安全网需要税金,要提高雇佣灵活性需要工会让步。
-给予企业活动自由是好的。但如果给予“解雇的自由”,被解雇的失业者必须相信自己和家人能在现有的雇佣保险或社会福利体系、坚实的社会安全网中得到保护。否则,就像双龙汽车解雇事件所显示的那样,一旦失业就会产生“我和我的家人会死”的危机感。所以要向企业要求:“请企业为社会安全网多承担一些。作为交换,将保障解雇的自由和劳动市场灵活性。”另外要对劳动者说:“请在缓和急剧工资上涨和僵化的劳动市场方面让步”,作为交换保障社会安全网。因低绩效者被解雇而产生的转职或职业培训,理应配合“100万名数字创新人才”对失业者进行再教育。
要推进劳动改革,若给人亲企业的印象就会被工会排斥,若给人亲工会的印象就会被企业排斥,这样是不行的。所以朴槿惠政府失败了。
以我这个经济专家来看,在企业投资决策要素中,税金并不是支配性因素。应当打破目前最束缚韩国劳动市场的雇佣僵化性,在让劳动市场更加灵活的同时,为应对失业风险进一步强化社会安全网。这被称为“灵活安全性”。让我们来做一次重新确立劳动市场灵活安全性的大妥协。这是文在寅、朴槿惠、李明博、卢武铉总统都没能做到的事。陈旧保守和陈旧进步在这样的核心改革政策上都失败了。我一定想做这件事。这是下一任总统必须做的事。
对于总统的人事权和权力、在那个位置上可以挥舞的刀,我真的一点欲望都没有。因为我看到了失败的总统们是多么凄惨地退下来。我认为,在整个5年任期中,哪怕把前2~3年全力投入其中,让我们的经济实现像样的增长,那么两极化与不平等问题、低生育率问题也都能相当程度地得到解决。这就是我强调经济总统和增长的原因。我期待彻底扭转国家整体发展方向的所有能量都将由此而来。
━ 刘:“疯狂房价问题的答案是扩大供给” 别再建新城,需要重建与改建 把LH改为为低收入等社会弱势群体服务的居住福利公社,支持公共住房
△即便拥有好工作的人,也因房价暴涨而居住不安。
-土地和住房价格如此暴涨,这本身就必然给国家整体经济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因为土地和住房是生产的重要要素。比如房价贵了就会要求涨工资,土地等会反映到租金上,建工厂时也都会体现出来。
我认为现在的房地产、住房问题,一句话说只有供给。必须言行一致。把文在寅政府25次房地产对策中的供给对策挑出来看,说要供应205万户。文件里也能确认。其中说仅首都圈就要供应181万户。但这些人只是嘴上的供给对策。看实际供给情况完全不是那样。而且对策中涉及税金与重建、容积率、售价上限规制这些问题,靠税金和监管是压不住房地产问题的。经济学原理中不可动摇的法则之一,就是征税会转嫁到价格上。
供给方面,只要在首都圈供应100万户,房价就能被稳住。首尔就是首尔,首尔周边的卧城、水原或城南,在那些市中心人口密集的空间,要通过重建、改建尽最大可能做出更多(住房供给)户数。在离首尔太远的地方建新城,希望到第3期就到此为止。
不过,也有人住在考试院和半地下等根本谈不上居住福利的地方。那些靠自己的钱不仅租不起长租、月租,连拥有自己的房子都不敢梦想的无房者、独居老人,必须从让他们能活得有尊严的居住福利层面来解决。这一部分我认为公共租赁是对的。应把韩国土地住宅公司(LH)改为“居住福利公社”,让它只负责公共租赁。至于民间住房,则应在民间市场上,为怀有购房梦想的人在他们想住的地方供应他们想住的房子。
━ G2竞争加剧,“安美经中”时代结束 韩美同盟信任关系恢复到100% 通过北约式核共享应对朝鲜威胁 “若无法核共享,自主核武装也在所不辞”
△这是G2的时代。技术革命与体制竞争正在加剧。
-以中国的萨德(THAAD)报复为起点,所谓“安美经中”(安保靠美国、经济靠中国)已经结束。文在寅政府到底具体是要当中立国家吗?韩美是以条约形成的同盟关系。与中国是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合作伙伴。我们与美国是同盟国家。在结成同盟的情况下,说什么调解者、平衡者,这些话本身就站不住脚。文在寅政府过去4年表现出亲中倾向,并显示出靠近朝鲜与中国、俄罗斯这一北方三角联系的姿态。
基本上,下一届政府面临的是我们国民在美国与中国之间要怎样走哪条路的问题。这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我若当上总统,将竭尽全力把韩美同盟的信任关系做到100%。
另外我在国会国防委员会待了8年。自主国防比什么都重要。看历届保守政权,都依赖韩美同盟而疏忽了自身国防力量的建设。保守政府的国防预算增长率有时甚至低于进步政府。重要的是,要让其他国家在打算对我们挑衅时产生一种畏惧:动错了大韩民国这个国家,自己也会遭受巨大损失。
△在自主国防中强调的“畏惧”,是指核武器吗?那是朝核问题的解法吗?
-关于朝鲜无核化,文在寅总统只是被金正恩彻底的表演所欺骗。应当认为朝鲜已经完成了基础性的核试验和导弹试验。不仅是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从潜艇发射的SLBM,技术都已具备,实战部署也已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不知道拜登政府会把朝鲜问题的优先顺序放得多高,但我们不能只盯着美国。
必须恢复韩美之间信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像2017年大选时我所主张的那样,我们也要搞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式核共享。我们当然会通过对话、制裁与施压政策去说服中国,并与美国步调一致努力解决朝核问题,但如果金正恩到最后都说无法放弃核武器,那就没有答案。所以我要在任期内让美国与我国能够实现那种形式的核共享。
但也可能美国反对强烈到我们连战术核武器都无法部署。朝鲜拥有大量核武器,随时可以把我们化为焦土。可我们却没有报复能力。尽管美国说会在核保护伞下保护我们,但不能只相信这一点等待。因为核保护伞也可能是破了的伞。一旦遭到朝鲜的核攻击,就会变成在开战初期就结束的局面。若无法核共享,也需要自主核武装。也许需要与美国进行极其艰难的外交谈判。
━ 刘:“在野总统竞选人全是法官检察官出身,对其建设未来、解决时代课题持怀疑态度” 对李在明批评为“恶性民粹主义”
△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总统竞选人纷纷表明参选意愿。您怎么看?
-京畿道知事李在明是一直在脸书上就基本收入和基本住房进行论战的人。他说基本收入、基本住房、基本金融或基本贷款,而在我看来,我把它定性为非常糟糕的“恶性民粹主义”。
对前检察总长尹锡悦,我不了解。尹总长辞去检察总长才三个月。还有一位辞去了监察院院长。我想,人们对他们的期待中,或许存在“会好好教训文在寅政权,去教训他们”这种报复层面的心理。
另外在野阵营中除我之外,总统竞选人全是检察官出身。崔前院长是法官出身,而尹锡悦、洪准杓、元喜龙、黄教安全都是检察官出身。我认为,当过法官检察官的人,是一生被训练在某种法律框架内作出判断、对过去发生的事作出判断的人。可他们是否真的具备建设未来、让经济与安保稳固、解决时代课题的那种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点我不太清楚。有些怀疑。看来今后要听听才知道。要听听他们为什么要做总统,5年里打算做什么,打算以什么方式解决国民最感痛苦的问题。
△您计划何时公布未来愿景?
-总统选举预备候选人登记即将开始。参选总统的意志我已多次表明,很快会安排场合向国民说明未来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