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7-10 | 민병권 기자

[投稿]即便如此,军队仍守护国家与国民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近期发生的空军部队性骚扰事件,不仅激起国民公愤,也在军队组织内部引发愤怒。作为服役近40年、最近刚退役的笔者,对如今的军队仍会发生这样的事,难以表达内心的痛惜。谨为因无法承受痛苦而放弃生命的逝者祈祷安息,并向其家属致以诚挚哀悼。

作为服役至近期的预备役军人,也作为有已成年子女的父亲,面对这一事件的心情实在悲痛。对于国民对军队的不信任,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考虑到性犯罪多源于上下级关系的权势这一特性,以及军队组织文化中必然存在的上命下从,笔者一直本着预防体系必须比其他组织更为彻底的信念、痛下决心地推进相关工作,但在这起令人震惊的事件面前,这些努力又一次彻底崩塌。如今,军队应以挥泪斩马谡的姿态严惩不贷,把性犯罪预防体系与处置体系动至近乎拆解重建的大手术,全力以赴恢复国民信任。

国民对军队的斥责,源自热爱军队之心,军队应虚心接受。有时斥责的程度过头,也会伤到接受者的心,但即便如此,也是出于对军队的深厚感情,因而应接受其本意,并反映到今后的努力中。承受斥责的心,难免受伤。

美军也为军内性犯罪所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在2021年5月9日五角大楼记者会上表示:“据估计,去年约有2万名美军男女成为性犯罪的对象。这相当于美军兵力的1%。如果在阿富汗或伊拉克有2万人死伤,那将被视为巨大而严重的伤亡。而且这一数字并未减少。我们再也不能容忍这一数字。这是我军对我军的攻击。必须解决。”从中可以感受到美军参联会主席对军内性犯罪的苦恼。即便考虑人员比例,美军的这些数字也远远高于我军的数字,无从比较。当然,存在文化差异,单纯比较或许没有意义。但显然很难把这类问题一概归结为只有我军才有的“落后陋习”。其他组织或群体也会发生性问题,但唯独军队发生的性问题会引来国民高度关注,原因或许在于:与其他组织不同,军队承担着守护国家与国民生命的神圣使命,国民对军队的期待相对更高,并以比其他组织更严格的道德标尺来衡量。

正因如此,在面对针对此次事件铺天盖地的指责与斥责、同时看到痛下决心的军队时,笔者担忧这会对默默履行既定使命的绝大多数军人产生影响。斥责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同样的问题再次发生。但过度的斥责或失去理性的指责,会以被扭曲的形象给对象定罪,并强加错误方向的解法,从而损害其目的与本质,因此必须警惕。无论是人还是组织,犯错时加以斥责是必要的,但若斥责相较于过错而言过度,或扩大为发泄怨气、宣泄情绪式的揭露,该组织就会本能地优先寻求规避斥责之道,而非解决问题。精神医学与行为科学权威戴维·伯恩斯博士将这种现象称为“认知扭曲”(cognitive distortion),并指出以不充分的部分资料草率推广的“过度概括”(Overgeneralizing)问题。因此,笔者认为若真心为军队着想,就需要正确的斥责,故就近期一系列斥责性报道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把此次事件的原因归于上命下从的军队组织文化,似有些牵强。认为上命下从的组织文化会使性犯罪的可能性高于任何群体,这种笼统的想法与指责,正属于前述的“过度概括”。这种误解,恐怕源于对上命下从含义的错误理解。上命下从并不是指下级要无条件服从上级的命令。它附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成立指挥关系;第二,命令内容必须与职务有关;第三,其内容必须符合法规。指挥关系指班员—班长—排长—连长等指挥系统,以及维修兵—维修士官—维修官等业务系统。因此,若并非指挥关系的上级下达指示,或虽有指挥关系但指示与职务无关的内容,或虽有指挥关系且与职务相关但指示违反法规的内容,则该命令无法维持其合法权威。上命下从只有在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时才产生效力,因此认为由此必然导致性骚扰泛滥的逻辑,可能损害“以上命下从维持军纪”这一本质,需要重新设定视角。以威压方式发生的性骚扰事件,并非源自军队的组织文化,而是源自对上下关系设定的错误认识与个人扭曲的心性。当然,放任这种错误的关系设定、未能教导心性扭曲的成员,军队对此责任难辞。

第二,把军队描述为掩盖犯罪行为的群体,对视荣誉重于生命的军队及其成员而言是过度的指责。部分媒体指责称“此次事件全面暴露了掩盖、缩小、劝诱盛行的军队落后组织文化”。日复一日面对这类报道的大多数军人,恐怕会感到无尽的自责与自卑。性骚扰本身源于个人心性,但掩盖、缩小、劝诱则是涉及组织的问题。作为曾担任团长、师长、军长等指挥官职务的笔者,面对称军队掩盖、缩小、劝诱的媒体报道,更是悲痛难抑。

过去军队也曾发生引起社会关注的性骚扰事件。有时加害者是将官级高层人员,但那时我军也无例外地立即解除将官级高级指挥官职务、采取隔离措施以保护受害者,并依法律程序处理。明知涉及高级指挥官会被媒体大篇幅报道、军队会受到严厉批评,仍未加隐瞒、承受一切痛苦;而把掩盖、缩小、劝诱视为军队普遍的组织文化,从军队此前的自净努力来看,是过于苛刻的表述。

笔者在担任师长、军长期间,一旦发生性犯罪事件,无论多轻微,都以优先保护受害者、以受害者意愿为中心来实施所有处置与处罚。有时加害者是非常有能力的人才,坦率地说也曾感到遗憾,这是事实。但仍按规定作出处罚,而且只能如此,这正是军队的制度与一般文化。

第三,军队对性犯罪的应对比任何组织都更为果断。国防部提交国会的资料显示,“自2015年至去年6月,军事法院审理的性犯罪案件为1708件,其中一审判处实刑的为175件,占10.2%”。媒体据此报道称:“从人员比例看,军队内性犯罪件数远多于其他组织,而实刑宣判率相比其他组织的25%,Bando C&S都不到。惩处如同棉花棒,导致军内性犯罪增多。”单纯以数字比较,似乎言之成理。但不能因为被起诉到法院的件数增多,就认定军内性犯罪增加了。例如,军内暴力比过去大幅减少,这应是军队为革新兵营文化而努力的成效。然而因暴力而受纪律处分或被起诉的件数却比过去增多。过去只有造成伤害程度的严重暴力事故才会被报告和处罚,如今无论多轻微的事案都会被报告和处罚。无论暴力轻重,只要受害者感受到是暴力,就成为处罚对象。这说明军队对暴力的意识水平提高了,也更加透明了。

对性犯罪也是一样。在军队,无论多轻微的性骚扰,只要受害者感觉是性骚扰,就会立即上报并实施处罚。这同样说明军队对性犯罪的意识水平提高了、更加透明了。由于极轻微的事案也全部被起诉,件数自然比其他组织多;由于连轻微事案也全部包含在内,实刑宣判率自然偏低。国防部提交的数据,正是体现军队对性犯罪的意识水平与透明度的数字。

第四,关于把军事法院体系问题列为此次事件原因之一的部分,有必要澄清事实关系。所提出问题的核心如下:现行军法规定军长作为管辖官可介入审判全过程,甚至可行使在1/3范围内减轻审判部所定刑期的权限,因此对军内犯罪行为无法果断应对,护着自家人的现象横行。

指挥官的减轻权依据《军事法院法》第379条第1款,仅可在“限于在积极履行作战、教育、训练等业务过程中发生的犯罪,且不超过所宣告刑期1/3的范围”内行使。这可理解为对作战或训练中发生事件的处理保障指挥权的条款。指挥官的减轻权与性犯罪等一般犯罪完全无关。笔者担任军长期间进行了大量审判,但减轻审判部所定刑期的情况一件也没有。

所有军事审判均通过军事法院系统进行,指挥官的介入极为有限。编制在师、军的法务参谋,其职责是为军队进行合法正当的武力行使,就国际法、国内法层面作战行为的正当性提供法律建议,而非介入司法审判。

以“阶级恶霸制造了军内性犯罪”这种刺激性标题,指责“依仗优越地位的性暴力在军中泛滥”,会让许多军人更加陷入绝望。在军队,阶级是为执行比生命更重要的使命而必须获得权威尊重的神圣之物。把心性扭曲的上级越轨行为引发的事件称为“阶级恶霸”、称“性暴力在军中泛滥”,实属过分。特别是对许多并非出于义务、而是自主选择、突破高竞争率入伍的女军人而言,若被认为是在“性暴力泛滥的军队”中生活,她们会感到侮辱。

军人并不习惯回应媒体。相比回应媒体,更习惯顺应媒体。因为军人是国民的仆从,并相信媒体代表国民的声音。因此,再苛刻的批评也会接受,视之为出于对军队的感情而给予的爱的斥责。但有时不了解军队实情的斥责,会造成心灵创伤,影响军队士气。

这并不是说对军队过错的报道会降低军队士气。任何组织都应揭示并纠正错误之处。问题在于把一个部队的过错视为整个军队的过错,并概括为整个军队都是如此。

此次事件是军队背弃国民信任、令人痛心的事件。本应预防一两名品性低劣者的犯罪行为,而后续处置过程中暴露的问题更是毫无辩解余地。所有部队都不应自满地认为“在我们部队绝不可能发生这种事”,而应再次教育部队成员、整顿制度,竭力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即便如此,我军仍在默默守护国家与国民。国民的斥责,是要把专注于本职使命的大多数军人从极少数越轨者中保护出来的爱护与信任的表达。

再次祈愿逝者安息,并向家属致以深切哀悼。

阅读韩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