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7-10 | 민병권 기자

[投稿]即便如此,军队仍守护国家与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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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空军部队内的性骚扰事件在军队内部也引发公愤。服役40年后近期退役的笔者,对发生此类事件亦深感痛心。愿在痛苦中放弃生命的逝者安息,并向遗属致以诚挚哀悼。现在正是军队严惩一人以警百人、全面改革制度、全力恢复信任之时。不过,对于过度的指责,笔者想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把此次事件的原因归于上命下服的组织文化,是“过度一般化”。以权势进行的性骚扰,源于施害者对上下关系设定的错误认知和扭曲的个人心性。上命下服需要三个条件:必须成立指挥关系,必须与职务相关,必须符合法规。只有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上命下服才具有效力。因此,认为上命下服导致性骚扰蔓延的逻辑,可能反而损害军队的纲纪。

第二,如今整个军队仿佛被视为一个掩盖犯罪行为的集团。过去即便施害者是将官级职位者,军队也无例外地立即解职以保护受害者并采取法律措施。笔者在任师长、军团长期间,即便是轻微的性犯罪案件,也都站在受害者立场处置。这是军队的制度,也是文化,别无他途。

第三,对国防部资料需要正确说明。2015年以后性犯罪起诉为1708件,实刑宣告率为10.2%。有媒体报道称,由于不到其他组织实刑宣告率(25%)的Bando C&S的轻罚,军内性犯罪有所增加。但仅凭起诉件数不能认定性犯罪增加。现在军中即便再轻微,只要受害者感到是性骚扰,就会处罚施害者。连轻微案件也被起诉,所以起诉件数增多;而轻微案件多,实刑宣告率自然降低。国防部的资料体现的是军队的透明度。

第四,对于有报道称现行军法赋予军团长作为“管辖官”在三分之一范围内减轻刑期的权限,导致包庇自家人盛行,需要对事实关系加以说明。指挥官的减刑权依据军事法院法,仅可适用于作战、训练等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的犯罪。这是为保障作战、训练中案件处理的指挥权而设的条款,与性犯罪等一般犯罪无关。笔者任军团长期间,对众多审判结果减轻刑期者一件也没有。

军人相信媒体是国民的声音,即便是苛刻的批评也会接受。但有时不了解军队实情的责难会造成心灵创伤,影响军队士气。即便如此,我们的军队仍默默守护着国家和国民。国民的责难,应是希望把专注本职使命的大多数军人从极少数越轨者中保护出来的爱护与信任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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