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日本曾是反企业情绪最强的国家之一。广泛蔓延的反企业情绪背后,是政商勾结、腐败舞弊等企业成长史上的顽疾遗产。通过投机与违规手段积累财富、对社会责任漠不关心的企业行为使局面进一步恶化。经历80年代Recruit行贿事件、90年代大型金融舞弊案,日本国民的反企业情绪不断膨胀。
日本人的这种情绪在进入2000年代后迅速转向“亲企业”。扭转的契机由日本经济团体和企业创造。在积极采取环境及消费者对策的同时,还赞助大学内的经济教育讲座、开展教师赴民营企业研修等教育项目,日本国内的反企业情绪随之缓和。
实际上,咨询公司埃森哲2001年以全球22个国家首席执行官(CEO)为对象进行的反企业情绪调查显示,日本有53%回答“国民中不存在对企业家的负面认知”,反企业情绪远弱于韩国(28%)。当对市场经济运行原理的理解提高后,对企业的敌对态度便有所缓和。
通过教育化解反企业情绪的并非只有日本。英国在70年代后期因石油危机陷入严重经济衰退,对企业的反感达到顶点。这一时期出任首相的玛格丽特·撒切尔通过各种调查与研究分析得出,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的文化性反感正是英国经济表现糟糕的原因,并以此为基础推行了多项政策。同时她推进大规模国有企业民营化,鼓励劳动者和普通民众持有股票。随后将国家持有的股份转让给民间,为公司员工带来了利益,这成为国民改变对企业认知的重要契机。
进入2000年代英国反企业情绪再度恶化时,挺身而出的仍是政府。英国政府自1999年起面向青少年推进“企业家精神提升运动”(enterprise insight),以激发企业家精神并正确宣传企业的作用。2002年又召集企业CEO推动“CEO圆桌会议”,引导大企业与当地中小企业建立伙伴关系,营造出亲企业氛围。
2001年安然会计造假丑闻和互联网泡沫破裂后陷入反企业情绪的美国,则由企业自身强化社会责任以挽回信任。戴尔电脑CEO迈克尔·戴尔开展了每售出一台电脑就积攒6美元用于植树的“为我种一棵树”运动,沃尔玛CEO李·斯科特则呼吁国会提高劳动者最低工资。此外,美国还以民间主导的方式努力推进系统性经济教育、青少年创业支援,并在大学等强化企业家精神教育。
庆熙大学经济学系名誉教授安在旭表示:“许多人误解企业的作用以及作为企业家正当报酬的‘利润’概念,因而产生对企业的负面认知,并最终导致企业监管强化”,“反企业情绪应作为知识与信息的问题来处理,而非意识形态或情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