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市场当前的课题是化解就业两极化。”
领导韩国劳动组合总联盟的金东明委员长近日与Seoul Economic Daily会面时表示:“受过普通水平教育的人的岗位正在消失。”金委员长判断,以让人首先想到静坐示威、绝食的过去劳工运动方式,不仅难以化解两极化,也难以应对和解决向数字化大转型的产业结构问题。金委员长提出的解法不是“对立”,而是“对话”。
正如金委员长所言,在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之后,普通人的普通岗位正在消失。随着产业重心迅速转向非接触产业,平台劳动者剧增。有观点认为,机器人与人工智能(AI)替代人力的时期将加速到来。
金委员长表示:“在(产业结构)如此急剧转型的时期,(工会)该如何把握重心,是我们正在思考的问题。”他忧虑地说:“只有专业人士等高技能劳动者和保洁、护理等低技能劳动者在快速增加。”
新冠疫情之后,社会重新追问劳工运动的角色,并抛出了新的课题。过去1970至1980年代开发经济时代,工会的应对是争取财富与权利从有产者向无产者转移的斗争。但时代变了。在曾高喊“无工会经营”的Samsung Electronics,工会活动已可自由开展,供职于大企业的MZ一代(1980年代初至2000年代初出生)白领工会正在扩散。曾是工厂工人专属的工会正刮起新风。
对此金委员长称之为“(过去)劳动的危机”。他说:“解决资本与劳动之间压倒性差距曾是劳工运动的课题”,“如今若只守着自己的东西、只走既有的路,劳工运动难以获得响应。”
或许正是金委员长的思考与问题意识的体现。韩国劳总正以对话为框架,展开与过去不同方式的劳工运动。与民主劳总不同,参与劳资政讨论机构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并发声便是代表性例子。还与经济团体中小企业中央会共同商讨解决就业问题。
金委员长介绍了近期与青年团体会面的经历,并表达共鸣称“他们感受到的歧视很大”。金委员长表示:“韩国劳总也感到劳动的力量是必要而迫切的”,“但在政策领域,只有对话才能产生实质性力量。”他解释称,只有坐到对话桌前,才能准确地向对方传达要求并加以说服。
不过金委员长强调,保护劳动者不可让步。他坚定表示,明年最低工资上调与重大灾害法施行令强化势在必行。金委员长批评说:“最低工资去年因新冠疫情未能上调到应有水平,涨幅过小”,“把本应通过其他政策解决的自营业者困难拿出来(作为最低工资冻结的依据),不让低薪劳动者的生活得到改善,只是借口。”
那么他对被称为亲劳动政府的文在寅政府劳动政策评价如何?经营界指出,文政府造成了向劳工界倾斜的竞技场。金委员长指出:“亲劳动政府这一说法的含义,就是它并非劳动政府。”他批评说:“(初期)两年不错”,“有目标也有意志,但之后意志褪色了。”韩国劳总尚未就文政府的劳动政策作出正式评价,将评价推迟至明年最低工资决定之后。金委员长留有余地地表示:“按事项综合来看难以给出高分”,“但还剩一年左右,不会断定其为失败的政府。”
韩国劳总今后也计划对社会热点议题作出敏锐而广泛的回应。金委员长近期还决定参与总统直属的“2050碳中和委员会”。若在过去,工会思考气候应对可能会被讥为“闲得没事”。但他判断,在气候危机导致的意外产业重组过程中,使劳动者不被裹挟也是工会的角色。这也是金委员长投身解决新冠疫情后日益扩大的平台劳动者问题的背景。
金委员长确立了以今年成立平台劳动共济会为契机、减少保护盲区的目标。金委员长表示:“让平台劳动者加入雇佣保险、工伤保险,获得最低限度的保护十分紧迫”,“共济会将成为有组织的劳动所能实现的一种团结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