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透明的财政运营与健全财政的基础,增进财政运营的公共性。”这是掌管国家财政的国家财政法第1条所载的立法目的。国家财政法是在卢武铉政府时期为支撑财政改革,将预算会计法与基金管理基本法合并而成,2006年在国会通过,次年起施行。立法宗旨在于管理克服外汇危机过程中增加的国家债务,提高财政运营的效率性与透明性。大量新设了将花剩的税收即岁计剩余金用于偿还国债、限制滥编追加更正预算等确保财政健全性的条款,在当时是颇具进步意义的举措。由朝野超党派共识促成,意义也很大。该法案在国会历经两年阵痛,2006年9月常规国会上以99%的赞成率获压倒性支持通过。
国家财政法施行15年,担保健全财政的防火墙实际上已被拆除。财政健全性条款在当时具有意义,但大多只是“应努力”“可以”等劝告性条款,财政纪律逐渐被虚化。随着防止财政政治化和赤字倾向的指导方针松动,国家财政法沦为放任财政成瘾之法。说它反而为“不问缘由”的撒钱提供了免罪符也不算夸张。结果,2004年推动立法当时为204万亿韩元的国家债务(D1·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债务),今年增至964万亿韩元(含第二次追加更正预算案),同期国家债务占国民总产值(GDP)的比率从22.4%飙升至47.2%。仅看政府去年底公布的中期财政展望,2024年国家债务比率将达58.6%,逼近欧盟(EU)财政准则的60%。
尽管国库状况如此,政府仍于1日召开国务会议,通过了规模达33万亿韩元的超级追加更正预算案。这是继3月15万亿韩元规模追加更正预算之后今年的第二次追加更正预算,也是文在寅政府成立以来的第九次追加更正预算。滥编讨好式追加更正预算已是相当严重的问题,而把多征收的32万亿韩元税金全部搜刮一空、统统投入追加更正预算,这样的判断是否妥当?
按国家财政法,超额税收的用途确有规定。但那只是“可优先偿还国家债务(第90条第1项)”的劝告性规定。问题在于,这笔钱在次年完成决算后应转为岁计剩余金,用于偿还国家债务等。若不编制追加更正预算,32万亿韩元超额税收原样留存会怎样?明年4月国家决算后按岁计剩余金进行会计处理,则△先用12万6000亿韩元用于地方拨款结算(约为国税总额的20%),△再将剩余19万4000亿韩元中的30%即5万8000亿韩元用于偿还公共资金,△并将剩余财源的30%即4万亿韩元用于偿还国家债务。意味着可用追加税收偿还9万8000亿韩元国债。
政府勉强表示将投入2万亿韩元偿还国家债务以示姿态,但实际追加税收中用于偿还国债的钱仅有3000亿韩元。用于偿还国家债务的2万亿韩元中,1万7000亿韩元是去年花剩的税收,也就是2020年度岁计剩余金,年初就已确定用途。结果,今年超额税收中仅有1%用于偿还国债。就连普通人家过日子也不会这么做,国家财政运营中出现有违常识之事,恰恰充分显示了国家财政法的漏洞所在。前韩国租税财政研究院院长朴亨秀表示,“即便把超额税收100%用作追加更正预算财源,确实也不违反现行法”,但同时称“考虑到载有超额税收与岁计剩余金处理方式的国家财政法第90条属于财政健全性条款的宗旨,比照岁计剩余金处理方式来管理超额税收才是可取的”。他批评说,“偿还雪球式膨胀的国债的唯一财源就是岁计剩余金,连这也提前拿去做追加更正预算花掉,是否妥当令人怀疑”,“本届政府以来财政纪律已完全崩塌”。
问题的核心是,政府在花国家钱上被赋予了广泛裁量权,而纪律却过于松弛。追加更正预算的编制条件被视为损耗国家财政的典型毒素条款。现行条件宽泛地规定为战争与灾难、南北关系变化、经济衰退或大量失业等内外条件变化等。其中经济衰退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义,被指责助长滥编追加更正预算。经济学界通常将经济衰退界定为“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但由于对此没有明文规定,以“民生安定”为借口的不问缘由式追加更正预算不断重演。大量失业的概念同样模糊。正因如此,国家财政法施行以来至今年编制的追加更正预算共达十四次。与明文化追加更正预算条件之前15年间的追加更正预算次数(18次)相差不大。追加更正预算的法律条件已成具文,与过去“需要变更预算的情形”这一法律规定无异。
习惯性追加更正预算令人忧虑,而追加更正预算偏离量身定制的紧急输血这一本来宗旨、沦为讨好式景气刺激对策也是大问题。本次第二次追加更正预算的条件是应对“社会性灾难”,但把灾难支援金发放至收入后80%的方案,以及信用卡消费额多就返还一定金额的“现金返还”,被批评与救助灾难受害者不相符。此前政府在2018年以应对细颗粒物为追加更正预算的名义,但6万亿韩元追加更正预算实弹中仅有2万亿韩元分配给细颗粒物对策。这是典型的夹带式追加更正预算。
成为具文的财政纪律不止于此。大型国策项目的预备可行性调查豁免条件也像追加更正预算一样赋予政府过度裁量权。国家财政法规定,“为区域均衡及应对紧急经济、社会状况等,对作为国家政策所需的项目可豁免预可调查”。一言以蔽之,只要政府有意,就没有不能豁免预可调查的国策项目。政府2019年对规模达24万亿韩元的23个社会间接资本(SOC)项目成批豁免预可调查就是典型。
财政专家指出,仅靠修补现行国家财政法来确保财政纪律存在根本局限,应另行制定载有强有力约束力财政准则的“财政健全化法”。政府去年底公布了“韩国型财政准则”,但专家反应冷淡。滞留于国会的政府方案把具体的准则标准放进施行令,且被批评连这也过于松弛。该方案被评价为比2016年政府提交后废弃的财政健全化法制定案还大幅后退。2016年方案将国家债务比率限制在45%以内,而本次政府方案放宽至60%以内。准则例外条款也有可能像追加更正预算一样成为“橡皮筋”。仁川大学经济系教授玉东锡指出,“2016年推动财政健全化法当时,政府判断财政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财政状况恶化得更快,却拿出比过去方案更宽松的财政准则,这是矛盾的”。他强调,“若以施行令而非法律来规范,与如今成为具文的财政纪律毫无差别”,“只有像德国那样赋予相当于宪法层级的约束力,才能奠定可持续财政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