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江公园失踪后被发现死亡的大学生孙正民一案,给韩国社会留下了诸多课题。一条接一条的假新闻被放大再生产为阴谋论,互联网空间的阴暗面借孙某一案暴露无遗。
事实上,自4月30日发现孙某遗体起近两个月间,以视频平台为中心的网络空间涌出大量未经证实的假新闻。孙某失踪前与其在一起的朋友A某,其亲属身份在网络空间中被反复更换为警察署长、大型律所律师、大学医院医生等社会权势人物。
最终,从首尔警察厅厅长之子牵涉孙正民一案的说法,到警方高层对警方调查表示质疑、节目制作方受托播出偏袒A某一方的内容等荒诞不经的假新闻铺满网络空间。A某一方目前取证的疑似假新闻视频达5822个,视频时长接近1000小时。假新闻可谓已经越过底线。
围绕一位并非名人的普通私人之死,出现如此泛滥的假新闻与阴谋论实属罕见。谈及背景,专家首先提到媒体环境的变化。随着社交网络服务(SNS)的发展,通过视频平台获取新闻的人增多,虚假、操纵信息的流通可能性随之升高。
据韩国言论振兴基金会发布的《2020年媒体受众调查》,31%的受访者将视频平台视为媒体,比一年前上升2.4个百分点。网络视频平台使用率也从开始统计的2018年33.6%升至去年的66.2%,两年内接近翻倍。
这种视频平台使用量的激增,与民众对传统媒体和侦查机关的不信任相叠加,演变为假新闻狂潮。部分视频博主以内容刺激的假新闻吸引用户。京畿大学媒体影像学系教授洪性哲分析称:“通过前韩国法务部副部长李容九案和郑仁案等事件,对侦查机关的信任确实大幅下降”,“视频博主也利用这种不信任风气,用传统媒体无法使用的露骨语言传播阴谋论,从而获得人气”。
这意味着,传统媒体侧重于通过侦查机关等官方渠道传递采访所得的事实关系,而视频博主则在此之上附加解读、加以刺激性加工后传递“二次新闻”,网民更容易沉迷其中。加之视频平台的推荐算法,进一步强化了用户的确认偏误。这也是对假新闻的信念难以被纠正的原因。
专家指出,要根除假新闻,需要具备可以制裁虚假、操纵信息的强制手段。当然,按现行法律,发现虚假、操纵信息的个人或放送通信审议委员会可要求服务运营商删除相关信息。去年,该委员会通过用户举报或自主查获而封锁访问的视频平台内容为1964个,与2019年的438个相比增加四倍多。
但与违法性易于判断的青少年淫秽物等不同,假新闻的判断标准模糊,法律适用并不容易。该委员会有关人士表示:“对于客观真伪未经确认的信息,如引发社会混乱,可以限制该信息,但这一标准与其他类别相比也存在模糊之处。”
因此有声音认为,韩国也应像海外一样进一步强化运营商的责任与义务。以德国为例,相关法律赋予数字平台运营商义务,凡判定为明显违法内容或未经确认信息的,须在24小时内强制删除,违反者最高可被处以超过600亿韩元的罚款。此外,今年2月还提出了一项法案,规定视频博主等互联网用户以故意的虚假、违法信息造成名誉损害等损失时,可要求最高三倍于损失额的赔偿。同时也有观点指出,应从中小学阶段起通过媒体教育培养辨别虚假信息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