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应当只按国家财政所必需的最低限度征收。若增税不可避免,也应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慎重决定。因为其对民众影响极大,一旦出错甚至可能把国家推向危机。近来看政府的税收政策,令人十分担忧。甚至令人怀疑租税法定主义和税收平等原则是否得到遵守。
围绕综合房地产税的矛盾,可以说始于集体住宅公示价格的暴涨。公示价格与税收密切相关。它是财产税、综合房地产税、赠与税乃至健康保险费的计算基准。公示价格暴涨会直接导致个人应缴税款增加。今年全国集体住宅公示价格暴涨19.08%。涨幅最大的世宗市飙升达70.56%。由此,综合房地产税的纳税对象大幅增加。
原本以公示价格9亿韩元为基准、仅对前1%左右征收的综合房地产税,因公示价格暴涨,已变成首尔每4套公寓中就有1套需要缴纳的普通税种。还有预测称,纳税对象中有一半是单套住房持有者。由于突然增税导致民心急剧恶化,共同民主党以党论形式决定,将综合房地产税的征税基准从公示价格9亿韩元改为公示价格前2%。这样能否平息愤怒的民心?剩下的98%又会是什么心情?
过去的前1%,是以公示价格9亿韩元为基准筛选后,结果恰好相当于前1%左右。然而这次民主党提出的前2%却没有基准。其逻辑是排好队,从上往下到2%的那条线为止征收综合房地产税。按公示价格究竟到哪条线会成为征税对象,完全无从得知。这正是被批评为“橡皮筋标准”的原因。如此一来,税收征缴变得无法预测。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课税四原则:公平原则、确定原则、便利原则和征税费用最小原则。他强调,根据自由、平等的理念,国民应按其能力按比例纳税,税收应简单明确,而且这些事项不应由征税者的意志左右。从斯密主张的课税原则来看,“2%综合房地产税”既不公平,也不确定,对纳税人相当不便,而且征税成本也必然增加。尤其是税收本应简单明确,但其不确定性很大,且随征税者意志摇摆不定,处境十分危险。
我们以租税法定主义和税收平等原则为根基。不得以含义多重、抽象的规定侵害国民的法律安定性与可预测性。有关税收的事项应在法律中明确、详细地作出规定。应当审视现行税制究竟如何。同时,也不能忽视综合房地产税对房价稳定并无太大帮助这一历史事实。如果一定要征收属于富人税的综合房地产税,不如考虑将其与财产税合并,强化高价住房区间的税率。那样至少可以避免把国民割裂为98对2的局面。
法国的“窗户税”和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帝的事例,展示了民众无法接受的增税会有怎样的结局。急需钱的法国政府对新设窗户征税,结果窗户消失了。崇祯帝三次强行增税,临死时却下令废除所有税收。为运营国家,适度的税收是必要的。但过度的话,结局将是悲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