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6-23 | 권구찬 기자

“靠劳资社会对话搞劳动改革?为何让选手当裁判”[清论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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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很重要,意图毫无意义(Incentives matter, Intentions don't)。”这是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的名言。曾任韩国劳动研究院院长的诚信女子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朴基成,借索维尔这句话解释了文在寅政府的劳动政策。“提高最低工资、把非正规职转为正规职,意图多么善良、多么漂亮啊。但结果如何呢?好的岗位消失了,收入差距扩大了。正如索维尔所说,市场经济是靠激励而不是靠意图运转的。”作为笃信小政府与市场机制的芝加哥学派后人,他始终坚持自由主义劳动论。在明年最低工资即将确定、每周52小时工作制即将全面实施之际,记者与朴教授见面,听取了劳动市场的现实议题与改革课题等。

-最近国民健康保险公团理事长因正规职与非正规职工会的矛盾而绝食。

△这暴露了荒谬的“非正规职归零政策”的矛盾。业务是在内部做,还是委托给外部,这一判断完全属于市场,狭义地说属于首席执行官。政府为何要介入?企业只有把交易成本降到最低才能具备竞争力。公共机构也不例外。如果要履行公共职能,为何不干脆做成公务员组织?

-政府以强化公共性为由,为正规职转换正当化。

△正规职转换带来的劳动成本上升,以新增招聘减少的形式回旋反噬。对转换对象有利、对求职备考者不利,这算公共性吗?成为转换对象的非正规职可以高声呼喊,而未来的就业者连发声都做不到。正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教授所指出的,这是典型的“内部人与外部人问题”。哈耶克曾洞察地指出:“在竞争中受到保护的人,会最恶劣地剥削那些没有受到保护的人。”

-每周52小时工作制将从下月起全面实施。中小及小微工商业者忧虑很大。

△规定缩短工时的《劳动基准法》严重限制了私人契约。扩大弹性工时等灵活工作制、完善特别延长劳动许可制被指为改进之处,但都不是本质性的解法。市场经济中一切交易都通过自愿契约达成,而我国《劳动基准法》优先于一切私人契约,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具体该怎么做?

△《劳动基准法》应只保留最低标准,由《劳动契约法》取代。劳动的提供与使用只有依照契约自由原则进行,才能提高劳动部门的生产率。美国有相当于我国《劳动基准法》的《公平劳动标准法》,但它只规制最低工资、禁止童工、白领不适用加班费等部分内容。日本也在2008年制定了与《劳动基准法》并列的《劳动契约法》。只要明确规定雇佣形态与劳动条件并签约,就不会因为是非正规职而受到歧视,也没有理由围绕延长工时、加班费定多少等问题产生冲突。

-也有人主张劳动问题不能只看效率。

△不确保劳动市场的灵活性,能增加好岗位吗?我国只拿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仅次于墨西哥的最长工时说事,对改善在OECD垫底的低生产率既无政策也无意愿。劳动改革的原则是工资与生产率相匹配。核心在于打破对高薪、铁饭碗的过度保护。只有这样,才能为每年数十万涌入劳动市场的青年提供不错的岗位,才有改善非正规职工资与劳动条件的余地。

-劳动改革由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负责。

△不应把劳动改革交给社会协商机构。1998年设立劳使政委员会(现经社劳委)之后,从未做出有意义的改革。对话与妥协是政治人物爱用的免责说辞。以社会对话为借口把劳动改革交给经社劳委,与政府的失职无异。经社劳委的一极是工会。工会是改革对象,却让它充当改革主体,这是主客颠倒。为什么要让运动员兼任裁判?

-意思是政府应当扮演裁判角色。

△是的。德国的哈茨改革由政府主导、迅猛推进。雇主与劳动者团体因是利害当事方而被彻底排除。此前每周工作36小时的法国,在社会党出身的弗朗索瓦·奥朗德政府时期动用紧急立法权,贯彻了以延长工时、放宽解雇标准为核心的劳动改革,并被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政府继承。劳动改革应以专家方案为基础,在政权任期初期押上命运强力推进。

-很多人指出劳资相关制度是向工会一方倾斜的赛场。

△保障罢工权,就应按比例原则允许替代劳动。不允许替代劳动是对营业自由权等基本权利的侵害。OECD成员国中不承认替代劳动的只有韩国。1953年制定《劳动基准法》时就写入了禁止替代劳动条款,这在世界上是首例。以法律禁止替代劳动的国家只有韩国和马拉维。工会所拥有力量的源泉就来自这里。即便罢工也不允许替代劳动,雇主只能含泪咬牙接受工会的要求。

-这是否意味着否定工会的作用?

△不是。工会具有集体沟通的正功能。例如工会可成为解决公司内部经营违规或劳动者个人诉求的渠道。把工会的正功能最大化、负功能最小化,就是劳动改革。垄断劳动供给的工会妨碍劳动者与雇主自由求职、招聘。面对工会过度的加薪要求,雇主想以雇佣调整应对,但由于工会压力和劳动法几乎不可能。因此受工会保护的正规职工资就会超过生产率。

-明年最低工资即将确定。

△我个人反对最低工资制度本身。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在帮助经济弱势群体时提出了两条原则。第一是要甄别清楚。提高最低工资,中产以上家庭的子女打零工也能受益。这意味着真正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所得份额减少。第二是必须在不损害市场机制的范围内进行支援。最低工资是价格管制体系,最低工资制违背了这些原则。

-作为市场自由主义者的教授,却创设了年收入低于一定金额时按一定比例以现金补助的“安心收入”方案,令人意外。

△安心收入的构想,产生于2016年大选前后寻找应对政界急剧提高最低工资这种不负责任行为的替代方案的过程中。如果有安心收入,就没必要搞最低工资制。即便保留,也不会大幅上涨,会形同虚设。劳动市场应按市场机制运转,但总会有被市场淘汰的弱势群体。为他们构建社会安全网是现代国家的责任。只有这样才会产生劳动改革的动力,也不必像现在这样把国库资金当作灾难补助金挥金如土。

/权求灿 资深记者 chans@sedaily.com

He is… 1958年生于首尔,毕业于首尔大学经济学系,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取得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以“理性预期假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卢卡斯教授是他的指导教授。他曾任韩国劳动研究院研究委员,1994年起任诚信女子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研究劳动经济学、经济增长论等。李明博政府时期曾任韩国劳动研究院院长、韩国劳动经济学会会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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