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政府世宗办公大楼,有关最低工资决定的讨论正在国民的高度关注中进行。最低工资是19世纪末在新西兰首创的制度,如今几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在实施该制度。韩国也从1988年起到今年实施了35年。但尽管有长期经验,最低工资的决定方式似乎仍未能令劳资双方及全体国民满意。
韩国每年春季启动最低工资委员会,劳资双方代表与公益委员进行两个月左右的会议。会场前无一例外会有劳动者团体连续数周示威,会场内劳资之间高声争吵,甚至出现互相揪领口、肢体冲突的情况。最低工资审议期间,劳资谈判大多演变为人身攻击和情绪之争,劳资一方退场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当定于本月底的决定期限临近时,劳资与公益代表连续数日彻夜谈判,最低工资上调率通常在凌晨时分敲定。
由于最低工资缺乏中长期规划、每年临机应变式地决定,而且在劳资彻夜谈判中往往以一方退场、不完整收场,舆论认为应重新考虑现行最低工资的决定方式。事实上,本届政府为减少最低工资决定过程中的劳资矛盾,曾试图引入由政府确定上调幅度区间、最低工资委员会在该区间内决定上调水平的二元方式,但因劳资双方未予响应而中断。
全球范围内,最低工资的决定方式大致分为四类。第一,通过集体谈判决定最低工资的国家有比利时、芬兰、意大利、瑞典等。第二,以劳资谈判结果为基础由政府决定的国家有捷克、爱尔兰、斯洛伐克等。第三,法国、西班牙、荷兰、新西兰、加拿大等国由政府决定最低工资,由国会以法律形式决定的美国也属于这一类。最后,设立由劳方、资方和公益方组成的委员会运作的国家包括韩国、波兰、英国、土耳其、德国、墨西哥、日本、澳大利亚等,占多数。但即便参考其他国家的案例,也很难找到比韩国现行委员会方式更好的方案。在像韩国这样劳资关系对立的国家,由政府单方面决定的形式会带来过大的政治负担,并不可取;若由国会决定,则可能与选举制度相互交换,成为政治妥协的产物。若仅由劳资谈判决定,则很可能引发比现在更为极端的劳资冲突。
为改善最低工资制度,强化最低工资委员会的功能似乎更为可取。首先,应按阶层细致分析最低工资上调对工资上涨、通货膨胀、失业、自营业者停业等整体经济的影响,使委员会依据统计而非谈判力进行决策。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强化提供相关资料的委员会的研究分析功能。即让委员会全年常设运作,劳资与公益代表就中长期最低工资上调目标或原则达成一致,每年的谈判则按该指导方针进行。当然,这些变化无法解决围绕最低工资的所有问题。但期待通过制度创新,现行制度粗放且短视的弱点能够有所改善。
/舆论读者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