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6-21 | 송영규 기자

[黎明]真的需要“青年部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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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青年”与“公正”成为话题。无论走到哪里,离开这两个词都无法交谈。直到今年年初还被预测为执政党一方压倒性胜利的国会议员补选,两个月内格局被完全改变、为在野党带来完胜的正是他们。他们还创造了历史。在野党出现了毫无国会议员当选经历的30多岁党代表。面对渴望“公正成果”的职场新人的声音,大企业掌门人与首席执行官(CEO)低下了头。这是以往未曾见过的现象。“如果青年没有不满,我们国家就没有明天。”前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的洞察并没有错。

上周,86一代的执政党党代表登上国会讲台,高呼设立“青年特任长官”。青瓦台也表示“认为这是能够取得成果的部分”,展现出积极立场。在野党也已提出以新设“青年部”为内容的法案。这可能包含解决青年问题的意志,也可能是面向九个月后的“樱花大选”。明确的是,所有人都在紧抓青年与公正。

青年部长官出现,青年问题果真就能解决吗?文在寅政府在2017年大选获胜后立即把公关首席秘书官改为国民沟通首席。因为如此重视沟通。四年过去了。没有听到现政府沟通良好的说法。大概是因为沟通问题本身并非孤立的问题。

如今青年们认为最紧迫的是什么?据韩国青少年政策研究院去年3月发布的“青年社会经济实态调查”,接近整体一半的48.9%将青年基本就业与居住安定列为最重要条件。这也是青年部长官一旦设立必然最先要做的事。问题在于,这些议题若不触动在我们社会整体根深蒂固的体制,就无法解决。

仅看就业问题即是如此。非正规职与正规职、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关系、最低工资、学历歧视、服役者加分制等复杂议题都浓缩其中。公正的成果也一样。虽说做同样的工作就该共享成果,但当青年非正规职与正规职做同样工作、当承包企业员工在发包方工作时,是否应共享成果也需要细究。青年部长官果真能抹去代际内部矛盾这一阴郁阴影吗?

去年首次就业的青年平均在职时间仅为1.5年。比南欧危机高峰的2011年的1.8年减少了三个月。其中每10人中有3人是一年以下的合同工,兼职比例也高达20%。也就是说是计时短期打工。在此期间支撑青年的是父母,即婴儿潮一代。也就是说青年问题一直连接到父母与养老问题。声称为青年服务的部门,会有余力考虑父母一代吗?会不会反而搬出代际剥削论?

房地产问题也不例外。所谓营造青年能买得起宜居公寓的社会,与说要让普通民众也能轻松置业并无不同。这是不切实际之谈。

房地产是我们社会所有矛盾集中凝结的结晶体。大多数人要买房就得借助金融的力量。要综合考察GTX是否通行、教育环境是否像大峙洞那样优良。此外还要考虑为解决低生育问题而向新婚夫妇供应的政策。一旦推行以青年为中心的住房政策,显然会陷入逆向歧视争议。极易演变为围绕住房只是煽动代际矛盾的局面。

有人说,青年与公正的登场意味着代际更替与既得利益一代的没落。这话并非不对。但若把它推向代际战争,最终受损的是我们整个社会。现在是应超越青年与公正、走向社会与共存的时候。

/记者 宋永圭 skong@s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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