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价格差距日益加剧后,人们拼尽全力、动用一切可用资源去买房。由此,勉强能承担贷款利息的人越来越多,此时若加息就会出问题。最可怕的是金融机构破产。如果因不良贷款导致金融机构崩塌,被称为我国历史上最大经济冲击的1997年外汇危机可能都算不上什么。”
在韩国银行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连日发表鹰派(偏好货币紧缩)言论、正式着手准备加息之际,身为韩国经济学会会长、韩国代表性经济学者之一的延世大学经济学部教授郑镇旭诊断认为,加息风险是韩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由于现政府房地产政策失败,房价暴涨至难以控制的程度,如同定时炸弹的家庭负债已膨胀到即将爆炸的临界点。他警告称,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开始加息,类似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局面可能在韩国出现。
郑教授表示:“无论看哪项宏观经济指标,都是应当加息的局面,而且美国一旦开始加息,我们也无法不跟进。”他担忧地说:“但由于房地产贷款问题,即便想加息也变得很难做到。”对公共劳务或基本收入等民粹主义政策持强烈批评态度的他强调:“明年总统选举需要围绕如何提升已下降的生产率展开宏大讨论。”
/对谈=经济部副部长孙澈 runiron@sedaily.com
14日在首尔西大门区延世大学研究室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的郑教授评价称,现政府把失败的房地产政策强推四年,引发了各种经济风险。郑教授分析说:“政府强力推进收入主导增长、上调最低工资,出现反作用后立即退让,可是房地产政策失败了却仍继续强推。”“其结果是房地产价格绝对水平上涨,差距问题则更加严重。”他同时指出:“资产价格可能上涨,却很难回落,而这一价格是在毫无责任感的情况下被推上去的。”
随着房价上涨,家庭负债逐步膨胀。家庭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2018年末的91.8%大幅升至去年末的103.8%,升幅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7个成员国中位列第二。因此甚至有观点指出,韩国已陷入因负债过重而无法加息的“负债陷阱”。郑教授也分析称:“我们的贷款大多也是为了置业,如果利率上升,那些贷款已到临界水平的人如何承受?”“外汇危机冲击带来的后遗症持续了十多年,正因为担心这一点,才不能贸然加息。”他举例说:“房地产贷款不良化导致金融机构崩塌、进而引发经济冲击,这在美国次贷危机时不是已经见过了吗?”
郑教授指出,要实现稳健加息,房地产必须实现软着陆。即房价不仅不能再涨,还要以不过快的速度缓慢下行。郑教授要求说:“只有房地产先软着陆,其他经济问题才能解开,而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房价在短期内快速上涨,因此只要下跌角度稍微陡一点,就可能出现恐慌性抛售,必须非常谨慎地触碰。”他警告称:“日本因资产价格过于急剧下跌,从1990年代起已苦撑30年,我们也可能遭遇同样的问题。”
他同时对政府正在推进的大规模住房供应对策表达了担忧。在首尔地区住房数量多于家庭户数的情况下,如果大规模供应与首尔市长吴世勋放松重建监管、下届政府放宽交易税等多种供应扩大政策同时推行,可能出现房价暴跌。郑教授强调:“一旦房地产政策转向,政府作为无奈之举推出的住房供应项目可能变成炸弹。”“房价涨得太多已无法挽回,但无论是现政府还是新政府,平缓地压低房价、防止房地产暴跌已变得十分重要。”
作为使房价不至于过快下跌的具体方法,他提议微调转让所得税。他判断,只有下调转让所得税,才会以多房持有者为主释放房源。郑教授指出:“参考李明博政府时期的实证资料,可以一边观察市场反应、一边弹性调节转让所得税率,从而逐步增加供应。”“需要像一点点调节社交距离阶段那样精细的政策,现在不是蛮干的时候。”
他同时认为,政府应做的事是鼓励内需。即应让增加的市场流动性流向消费,而非房地产、股票、加密货币等资产市场。郑教授说:“过去所谓只有出口才是活路、必须避免过度消费的说法,与当前我们的经济状况正好相反。”“现在的问题是消费不足,出口再多,就业也不会增加,也无法转化为内需。”郑教授的立场是,为激活消费,必须提升落后到称不上发达国家水平的服务业。他遗憾地表示:“投放出去的钱与其流向房地产或比特币,不如去做股票投资,而比这更好的是多消费。”“但在高端服务被文化上压抑、被贴上奢侈标签而视为罪恶的氛围下,服务业无法发展。”
他强调,阻碍服务业发展的密集监管也必须放开。郑教授评价说:“哪怕只想放开一项监管,利益团体就会出面,而政府在向其屈服。”“民粹主义不是向全体国民发钱,而是给那些能转化为选票、有凝聚力的群体提供好处。”即便消费者不便,大型超市的营业也被限制十多年,正是因为消费者的凝聚力弱于小工商业者。他批评称:“政府对利益团体作出偏袒性反应,可能损害整体经济。”
他把过去十年持续的大学学费冻结列为民粹主义的另一种形态。郑教授批评说:“大学是研究学问的地方,但学费冻结后,教授们无法专注研究,只能四处寻找外包项目,论文因此出不来。”“大学学费冻结是为获取青年层选票的看不见的民粹主义。”
关于基本收入,他断言这本不该成为议题,却被过度炒热。郑教授列举了韩国无法实行基本收入的两个理由。他解释说:“在行政效率低的国家,与其甄别,不如闭着眼全发更有效率,但我国行政体系完备,而且已有正在实施的制度。”“在不像中东国家那样有石油、财源几乎免费产出的国家无法实行基本收入,因此芬兰也是试过之后退出了。”
他还严厉批评了可视为另一种民粹主义的政府公共岗位项目。一言以蔽之,这些岗位没有生产率,甚至反而拉低生产率。近期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也异例地批评称,公共劳务需要全面重新审视。郑教授锋利地指出:“本想通过增加短期非熟练岗位来解决就业问题,但动用政府预算发钱毫无意义。”“公共劳务实际上等于在做本不必做的事,在经济学者眼中很难看好。”他表示,要增加岗位,就应放宽监管,使企业觉得用人有利。郑教授说:“政府请求企业多多雇人,在经济学上是错误的说法。”“如果因政府请托而招聘不需要的人,股东就不该坐视不理。”
在此脉络下,他把“政府万能主义”列为新冠疫情之后韩国经济应警惕的风险因素。特别是对于宣称到2025年投入160万亿韩元、创造190万个岗位的韩版新政,他表示方向良好,但政府直接出面令人担忧。他建议:“后疫情时代应抛弃三种想法:政府必须且能够做一切事的想法;不存在不该做或做不到的事的想法;必须由政府亲自做的想法。”“政府一出面竞争就会消失,因此应设定目标,但让民间自主去做事。”
他把生产率提升列为举行大选的明年所需的经济课题。即现在是讨论如何提高已下降的生产率的时候。郑教授担忧地说:“在生产率下降的情况下希望过得好,就像不吃饭却希望吃饱。”“经济政策最终是提高实体部门的生产率,但现在只是打补丁太多,长期来看必然恶化。”他接着强调说:“必须有人以为国家考虑之心,怀着长远眼光推进着眼全局的经济政策。”
/记者赵志元 jw@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