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成立后5个月内受理了约1570件案件,其中仅有9件启动了直接侦查,占全部案件的0.5%。人们关心的是,只选择这0.5%的标准是什么。
金处长表示,标准只能是“法律与原则”。在17日的记者座谈会上,金处长称:“众所周知,公调处(因人力不足等现实条件)只能筛选案件进行侦查”,“在这种情况下,若公调处以维护政治中立为名,回避所有存在政治争议的案件、只侦查其他案件,既难以做到,也并不可取。”
金处长同时表示:“重要的是,国民的要求是即使侦查存在政治争议的案件,也要不带政治考量或判断,完全依据法律与原则作出决定。”
━ 金镇旭强调“法律与原则”,但“难道完全没有政治考量吗” 金处长自就任前便一直强调“法律与原则”。法律界少有人怀疑金处长存在政治偏向。诸如试图把公调处变成“政权守护处”之类的批评,大多来自法律界之外。
相反,令人担忧的是,金处长所说的“法律与原则”是否真是案件取舍的唯一标准。许多法律界人士指出:“怎么可能完全没有政治与政务考量?”
引发担忧的代表性原因是,公调处对涉及检察机关的案件果断启动侦查,而国会议员的案件则全部移交其他侦查机关。
━ 尹锡悦被查,亲文派朴光温未被查 公调处将前检察总长尹锡悦立案为滥用职权的嫌疑人一事在法律界引发巨大争议。立案案件有两起:尹前总长任首尔中央地检检察长时压下Optimus资产运用诈骗案的嫌疑,以及压下针对前国务总理韩明淑的教唆陷害性作伪证案的嫌疑。法律界普遍认为这两起案件难以证明嫌疑。去年底强力推进对尹前总长惩戒的韩国法务部惩戒委员会最终也未能充分举证。
尽管如此,金处长仍表现出自信。他18日在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就对尹前总长启动侦查的背景表示:“基础调查已做得很充分。除举报书之外还有更多资料。”
相反,公调处受理的国会议员案件全部被移交。国民力量党院内代表金起铉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的案件被移交给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公调处本月9日将“司法正义扶正市民行动”举报金院内代表的案件移交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法律界不少人评价称:“对在野党院内代表立案,政治负担难道不大吗?”
该案因诉讼时效所剩不多,尚可说只能移交,但共同民主党议员朴光温涉嫌滥用职权案的移交则无法解释。
朴议员被举报至公调处,涉嫌2018年为压下对其选区内一所私立幼儿园违规嫌疑的举报,而向京畿道教育厅施加外部压力。然而公调处将案件移交给了警方。该案发生于2018年,诉讼时效(7年)还剩很长。朴议员是代表性的“亲文”政治人物之一,目前也是法制司法委员长的内定人选。
公调处也可能完全没有考虑朴议员的政治地位,而是“完全依据法律与原则”将案件移交警方。
但问题是,一般国民无法得知公调处是否真的如此,因为公调处并未公开案件取舍的背景。更何况,决定侦查在野阵营的有力总统候选人、却不侦查亲文政治人物的图景难免招致怀疑。如此“查某些人、不查某些人”的公调处即使否认,政治批评也必然随之而来。
检察机关此前也因类似原因受到批评。执政阵营指出检察机关对权力者进行“选择性侦查”。公调处若挑选权力者进行侦查,同样无法回避“选择性侦查”的批评。这正是以“不沿袭检察机关旧习”为由设立的公调处难以获得信任的最大难题。
━ 制约公调处权力化的对策 金处长称,当前争议是公调处成立初期出现的现象。他展望,随着检察官增加、侦查能力提升,可以处理更多案件,案件取舍就不会再有争议。但公调处的侦查(启动)权今后随时都可能带来巨大的政治与社会影响。因为公调处只要有意,就可以躲在“法律与原则”的旗号背后只对合乎口味的案件立案,而无从阻止。侦查机关若如此挑选权力者进行侦查,机关本身必然走向权力化。即便不是金处长,其后任也可能滥用权限。
在不修改法律的情况下,目前也并无确切的制约手段。当然,可以积极运作由外部人士组成的公调处侦查审议委员会。公调处侦查审议委员会也可将是否启动直接侦查列为议题。但侦查审议委员会存在局限——若公调处处长不召集便无法召开。
因此,只剩下公调处每次尽可能详细说明侦查启动背景、自行保障透明性这一办法。若在启动侦查阶段因公开嫌疑事实等问题难以公开,那么至少应在侦查终结后进行说明。金处长此前表示:“侦查结束后若认定犯罪嫌疑就提起公诉,难以认定则坦然作出不起诉决定,并向国民详细说明得出该结论的理由,这是侦查机关的职责。”看来不仅是侦查过程,侦查启动背景也应详细说明。
/记者 孙求民 kmsohn@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