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报纸上刊出了迎接新年的感想。开篇说,最不可缺少的莫过于爱,结尾则写道,梦想今年也成为爱的一年。恰巧她生于1月1日。就在这篇满怀希望的专栏送达的那天凌晨,她离开了人世。
那是毫无羁绊的31年人生。她生于殖民地,却未曾畏缩。因为她是帝国大学出身的最高级别亲日警察、解放后又出任宪兵司令官而一路高升的实权人物的长女。朝鲜战争正酣时她考入首尔大学法学系,却可以毫无留恋地放弃。她远赴欧洲腹地学习文学,归国后成为成均馆大学教授。
虽然拿到了体面的名片,但她生前最后一篇文章末尾所写的本职是翻译文学家。她那时才出名。仅以日记和书信被人记住的女性,永远的文学少女,全惠麟。
全惠麟这一存在本身充满矛盾。原本毫无公开之意的日记与书信被编成书、成了文学。《然后什么也没说》《在未来完成的时间里》《这一切苦痛再一次》三本书,标题并非她自己所取,内容也并非原汁原味。她私下所写的文字,竟被狂热地阅读了半个多世纪。
还有连她自己都未曾料到的事。全惠麟是不属于父亲和丈夫的女性。她努力挣脱父亲承诺的土地,也不对与丈夫共度的未来抱有期待。她抱着两个月的婴儿回国,寻找新的语言。然而别说翻译文学家,竟被称作文学少女。文学少女不是神话,而是遗忘与嘲弄。永远不长大的孩子,拒绝成熟的灵魂,终究没能成为作家的女性。
朝鲜战争的创伤尚未消退的1955年秋,全惠麟抵达的地方是德国慕尼黑。那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也是因其罪行而被分裂的土地——西德。全惠麟在慕尼黑遇见了一块意外的墓碑。李弥勒,本名李仪景。
这位出身黄海道海州的青年医学生,在1919年三一运动时经上海临时政府逃往欧洲。在德国继续医学研究并成为生物学博士的李弥勒,1946年发表了记述自己一生与祖国命运的《鸭绿江在流淌》,由此广为人知。李弥勒是同时经历过日本殖民统治与纳粹的流亡作家。他与在慕尼黑大学从事反纳粹抵抗运动而被处死的库尔特·胡贝尔教授也很亲近。为李弥勒撰刻墓志铭的安德烈亚斯·埃卡特是在殖民地朝鲜生活过20年的传教士兼韩国学学者,全惠麟曾在慕尼黑大学担任其助教,两人渊源颇深。
作为富裕亲日派、对独裁政权毫不吝惜忠诚的法律人之女,顶尖精英女大学生兼西德留学生的全惠麟,1959年翻译了李弥勒的《鸭绿江在流淌》。李弥勒再未能用母亲的语言说话,长眠于异国土地,而全惠麟带着李弥勒的外语回到了韩国。还有比这更巧合的事吗?还有。
与全惠麟同龄却不得不经历完全不同时代的犹太少女。为躲避大屠杀而藏身生活,最终在集中营结束短暂一生的青春期少女。安妮·弗兰克取名为“凯蒂”的日记,已由另一位女性翻译家介绍到韩语世界。全惠麟在1958年翻译了报告文学《安妮·弗兰克》,1960年翻译了剧本《安妮日记》。
全惠麟与安妮·弗兰克都是文学少女,却不得不承受不同的人生与命运。她们的写作被赋予相反的意义而被记住,读者想听的声音也截然不同。
全惠麟固执地回避废墟般的历史与现实、憧憬遥远的欧洲,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她沉醉于弗朗索瓦丝·萨冈、埃里希·凯斯特纳、路易泽·林泽、赫尔曼·黑塞、海因里希·伯尔。但为什么李弥勒与安妮·弗兰克的声音必须被吞没?仅仅因为不相称吗?她是否必须永远是文学少女,只能作为文学少女的偶像留存?
翻译文学家全惠麟是用自己的声音阅读与写作的女性。她接纳陌生异乡人的生活,把他人的语言化为自己的声音,为此付出一生。使她陷入沉默的,是“文学少女”这一巧妙的幻象。以被驯化的目光与口味编辑而成的全惠麟日记与书信,将把她囚禁在私人趣味的牢笼中,不断地被殖民化。哪怕这绝非她本人所愿。
/舆论读者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