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规模达37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高额关税,由此引发的美中矛盾,在与中国高层交流频繁的乔·拜登总统就任后依然在持续。
近来,美国与七国集团(G7)国家一道宣布构建名为“B3W(重建更美好世界)”的低度开发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伙伴关系,以制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另一方面,中国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上通过了《反外国制裁法》。美中矛盾正在商品、技术、环境、货币领域,以及军事、外交、安全和人权领域全方位扩散。
21世纪美国治下和平的地位是否依然得以维持,抑或无法摆脱“修昔底德陷阱”而走向人类的又一场悲剧,各种预测层出不穷。如何设定与传统盟国美国以及地缘上毗邻的中国之间的关系,是我们面临的最高层级国家课题。考虑到与朝鲜的军事对峙和统一等问题,需要高水平的解决方案。有人主张安全靠美国、经济须与中国紧密合作,但从美国或中国的立场看,它们会视情况以安全和经济依赖度为杠杆对我们施压。2017年中国就“萨德”(THAAD,高空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实施的经济报复便是典型事例。
在两大强国日趋尖锐的对立格局中,要切实维持并强化国家的认同感与国民的自尊心,现实上需要努力提升韩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测,2020年韩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居世界第九。然而现实是,韩国与其说是与经济规模相称的引领型先进国家,不如说尚未真正摆脱追赶型后发先进国家的位置。只有在多个领域以独一无二的竞争力引领世界经济、提高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韩国经济的地位才能得到提升。为此,政府应通过超越爱尔兰、新加坡等国的划时代监管改革和对企业的支持,让国内企业乃至全球创新企业都能在韩国旺盛地开展经营活动。也就是说,应积极推进通过企业同时确保经济与安全的方案。为高效培养和确保在第四次产业革命中具备竞争力的人才,工业化时代的教育体系也应尽快革新为适合技术革命时代的体系。
在美中对立格局固化的过程中,要正当地确保国家利益,就必须强化我们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为此,应大幅扩大对外开放性与包容性,迈向具备与经济地位相称的国家格调、受到信赖的先进国家。需要推行扩大对中低收入国家的有偿及无偿经济援助和文化支援、提升与这些国家的纽带感的政策。截至2020年,韩国官方开发援助(ODA)占国民总收入(GNI)的比例为0.14%,远低于OECD平均水平0.31%。
最后,要有效应对以美中矛盾为中心产生的国际形势不确定性,首先必须确保国内政治、社会、经济的稳定。令人担忧的是,当前我们社会因经济和社会两极化等原因,国民矛盾与分裂呈现结构性态势。亟需构建能够明智化解社会不安、高效作出符合国家利益的政策决定的整合性国论决策体系。
/舆论读者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