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处处“幸福”泛滥。书店里宣讲幸福重要性的随笔或心理学书籍格外显眼,电视、广播、YouTube上类似主题的内容也不断抓住人们的眼和耳。再看社交媒体。在Instagram上搜索“#幸福”“#好幸福”等话题标签,会出现超过1000万条帖子。照片里是一张张在昂贵食物或物品前、或在高级度假地满脸喜悦注视镜头的面孔,甚至让人感到其中刻意向他人展示的意图。正如新书《幸福制造》所指出的,“幸福”是“无所不在的词,以至于很难有一天不听到它”。
书名“Happycracy”是由“幸福”与“政治体制”(-cracy)合成的词,涵盖了在追求幸福的时代潮流中新出现的公民权概念、新的强制性策略、新的政治决策方式、新的经营方式等。作者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伊娃·易洛思与西班牙卡米洛·何塞·塞拉大学讲师埃德加·卡巴纳斯,都是长期研究情感商品化以及幸福的政治、经济、社会效用的学者。
作者认为,幸福在理解个人与世界方面起着根本性作用,已成为衡量我们生活价值、成败、精神与情感发展程度的标准。但同时他们痛斥,幸福已成为产生强迫这一反作用的“礼物”。作者并非否认幸福的价值,而是指出,当幸福成为一种必须追求的应然时,我们就陷入了“被幸福支配”的境地。本书瞄准的对象并非幸福本身,而是那种认为可以把这个词所表征的“美好生活”还原为特定要素来把握和测量的积极心理学。作者强烈批评,积极心理学家所宣讲的幸福条件与德目,即所谓“幸福学”,是以充满谬误的前提和逻辑展开的伪科学。
本书说明政治、经济、社会权力如何利用幸福,将其用作阻挡对现行体制批判的工具并加以商品化。如果说18至19世纪对幸福的要求带有挑战和违犯禁忌的气息,那么如今幸福已成为服从权力的工具。因为随着幸福成为被强加的对象,一种逻辑得以成立:我们未能享有更大的成功与成就,是个人的问题。
这一逻辑发挥作用最大的领域是经济,尤其是劳动市场。我们的社会通过向劳动者强调个人责任与幸福,为结构调整的逻辑提供支撑。电影《在云端》中有一幕,主人公、解雇专家瑞恩(乔治·克鲁尼饰)与即将被解雇者面谈。面对无法接受自己被长期忠诚服务的公司解雇这一事实的人,瑞恩劝说对方,这是获得从事让自己感到幸福的工作的机会,要接受解雇。而公司的结构性问题和结构调整的正当性则被隐于幕后。本书批评称,“个人如今只能靠自身努力去跨越被转嫁给自己的困难,并且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作为职业人获得认可”,“职场的结构性缺陷如今成了劳动者的责任,而心理学的语言为此插上了翅膀”。
本书进一步主张,幸福已成为金钱大量流动的全球性产业的商品。在韩国,想到意指微小而确定的幸福的“小确幸”“YOLO”等词已形成一种消费潮流,这一主张颇具说服力。作者举了美国的例子:每月支付11美元99美分,就能实时指导和调节使用者情绪状态的手机应用“Happify”。该应用取得巨大成功,用户超过300万人,还建立了收集并提供相关各类数据的平台。本书还介绍,不少个人通过“个人品牌塑造”——把实现自我、达成幸福的自己包装成一个品牌——来传播幸福。
作者表示“不愿被必须造就更好的自己这一以自我为中心的强迫困住而活”,并主张幸福学所追求的、认为自己已变成“更好的我”的想法是“一时的错觉或自我欺骗”。他们指出,幸福学与幸福产业不仅扰乱人们把握构成生活各项条件的能力,还使这种能力变得不合时宜。这是一本向那些高喊必须幸福、相信存在通往幸福之路的人抛出根本性疑问的书。1.65万韩元。
/记者 朴俊浩 violator@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