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受日照量、风力强弱制约的可再生能源不同,利用核电可以实现廉价而稳定的氢气生产。”
特纳·哈里斯首席经济研究员杰弗里·罗斯韦尔强调称,“氢的大规模生产离不开核能”。为实现“环保氢经济”,扩大通过电解水(水电解)获得的绿氢产量,以替代加工化石燃料过程中产生的灰氢、褐氢,正变得极为重要。归根结底,关键在于水电解所用电力以何种方式发出。
罗斯韦尔首席研究员解释称,“天然气、煤炭等化石燃料发电具有运输和储存相对容易、效率较高的优点,但排放大量碳是其明显局限”,“另外,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碳排放少,但只能在部分时段间歇性发电,因此制氢量也起伏不定,经济性相应下降”。
相比之下,核能发电不受时间制约,最重要的是在单一发电来源中碳排放量最低。据美国市场研究机构伯恩斯坦研究公司数据,每千瓦时核电排放的二氧化碳为9克,不仅低于煤炭(1000克)和天然气(450克),也低于风电(11克)和光伏(44克)。罗斯韦尔首席研究员强调,“将核电与可再生能源‘混合’使用,是获取清洁氢最有效的方式”。
主要国家也已着手开发用于生产清洁氢的核电技术。尤其是全球核电第二强国法国正在领跑。法国去年9月公布了包含核能在内、规模达70亿欧元(约9.6万亿韩元)的绿氢生产政策。法国国营电力公司EDF曾于2019年设立子公司“Hynamics”,以利用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生产氢气,并同时推进水电解制氢示范项目。EDF近期还与俄罗斯国营核电企业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签署协议,合作利用核技术生产氢气并开发相关技术。
美国能源部(DOE)也在爱达荷国家实验室主导下,与Xcel Energy等3家核电运营商共同开展利用在运核电机组制氢的示范项目。
罗斯韦尔首席研究员表示,“主要国家已着手研发可产生900摄氏度以上高温的先进核技术用于制氢”,“它们正在寻找灵活利用并优化核电的方案,例如利用现有核电机组,或开发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等新型核电机组”。
罗斯韦尔首席研究员强调,凭借韩国优秀的核电技术,安全性无需过度担忧。他解释说,“利用核电制氢时最大的担忧是发生大规模事故的可能性,但韩国使用的压水堆以及加拿大的加压管式重水堆(CANDU)从未发生过事故”。特别是韩国自主堆型APR1400的抗震性能比原有型号(OPR1000)提升了6倍,并采用了数字化仪控设备等最新技术。正因如此,APR1400于2019年8月首次获得美国核管理委员会(NRC)的设计认证。在美国以外的国家中,韩国是唯一获得NRC设计认证的国家。罗斯韦尔首席研究员称,“APR1400是全球最安全、最具竞争力的核技术”。
罗斯韦尔首席研究员还强调,即便从韩国所处的“能源国际力学关系”来看,利用核电的必要性也很大。他强调,“在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来自产业强国中国和日本的追赶与制约将非常激烈”,“相比之下,韩国的核技术领先于日本,价格也更低,且在国际上比中国的核技术更受认可”。他建议,真正发挥优越的核电竞争力,才能成为韩国氢能的“差异化战略”。
罗斯韦尔首席研究员称,“偏重可再生能源的氢战略不适合作为‘能源贫国’的韩国”,同时不忘对政府能源转型政策提出批评。他强调,“能源进口依存度超过90%的韩国,却推行长期同时废除火电厂和核电站的政策,其实说不通”,“现在是最优利用一切可用低碳发电来源的时候”。即不仅为了制氢,为了能源多样性也有必要重新考虑能源转型政策。
他还就“氢经济发展路线图”提出建议。罗斯韦尔首席研究员强调,“韩国的氢路线图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从现有技术到新技术全面涵盖的雄心”,“技术开发过多且杂乱无章也是问题”。他指出,虽然口号是“样样都要做好”,但实际的氢能激活方式却偏重燃料电池的应用,这是一大盲点。事实上,政府在2019年和今年2月两度发布的氢路线图,以扩充氢燃料汽车与加氢站、推广氢燃料电池为两大核心支柱。
罗斯韦尔首席研究员表示,“举例来说,(韩国氢路线图中)通过捕集工业流程排放的二氧化碳来制氢的‘蓝氢’领域占比不高,相关技术开发也较为迟缓,但制造业是韩国的强项,蓝氢或许更为有利”。据悉,就此政府也在慎重考虑是否将通过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CCUS)方式生产的蓝氢纳入“清洁氢”范围。因为从液化天然气(LNG)中直接提取的“提取氢”难以纳入清洁氢,但在石化工艺、炼钢等过程中副产的“副产氢”,依解释方式仍有纳入清洁氢的空间。罗斯韦尔首席研究员补充称,“现在是韩国应集中于自身擅长领域的时候”。
/赵良俊 记者 mryesandno@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