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脑海中浮现出‘前往天国的最后一次搬家’这个词。金新别先生的书里也写到,他们是‘进行最后一次搬家的人’。希望逝者顺利前往天国、顺利抵达……因为是特别的搬家,所以剧名很自然、很快就想出来了。”
这是一部极为善良的剧。主要人物中没有反派,冲突与一般剧集相比也十分轻微。如今几乎已被各种强烈刺激驯化的观众,很难被这样的作品满足。但真的偶尔会有这样的作品爆红。就像用泡面、披萨、猪蹄、炸鸡填饱晚饭的肚子之后,忽然想吃奶奶做的泡菜汤泡热饭一样。
《无声的证言》的起点是真心。写剧本的尹智莲编剧、用镜头记录的人、化身剧中人物的人,都以温暖的目光注视并整理逝者留下的空白。把未及传达的话语紧紧塞进黄色箱子里,最终放到该抵达的地方。
“我比别人稍微更关注死亡,曾有一段时期更专注于突然的死亡而无法自拔。那时也正苦恼能否继续写剧本。我想知道突然失去所爱之人的人内心如何、治愈的过程是怎样的,在调查过程中读到了金新别代表(特殊清扫公司Biohazard)的散文集,深受感动。重要的是那本书中的视线,我开始觉得,应该把以这种视线讲述这种故事的人的故事用电视剧传达出来。”
一看到散文集《离开之后留下的东西》,她就联系了出版社,并苦恼该用哪种类型来表现这个故事。起初并没有考虑做人文剧。题材陌生,而且对无线台来说题材沉重、有负担。历经两年多的摸索,才策划出如今的《无声的证言》,而不排斥新颖企划的Netflix伸出了手,提出“用与以往不同的调性与不同方式的人文故事来做一场正统的较量”。
就这样避免了把遗物整理师做成类型剧。尹编剧解释说:“类型剧中逝者多为受害者,而且以主角抓凶手的方式展开,就无法聚焦于逝者。”她想问的是,逝者究竟过着怎样的人生、如果活着会怎样、如果留有遗憾那会是什么。想象这些时悲伤很大。那悲伤不是伤痛与苦楚,而是对他们、对自己都成为慰藉的悲伤。金新别代表看待逝者遗物的视线也相似。最终她跟着去了现场。
“那是一位孤独死的七十多岁老奶奶的现场。当时前面的剧集内容几乎都已写好,但与想象的不同。最重要的是,看着她直到昨天还在使用的物品,感受到了完全不同的视线。整理物品、拍照的过程中,能瞬间读出‘这对她意味着什么、她一天吃这么多药、喝酒时配这样的小菜、年轻时做过什么工作’。那段经历都体现在全剧之中。”
患有阿斯伯格障碍的韩可禄(汤峻相)整理遗物的方式,在现实中是做不到的。尽管如此,剧中仍需要一个能进行理想化遗物整理的人物,所以创造这个人物花了很长时间与思考。随后加入了起初对韩可禄最具威胁性、却因他而改变的曹尚九(李帝勋),以及像连接韩可禄与世界的翻译者般的角色尹娜穆(洪承熙)。开着回收卡车的脱北者(李文植)这一角色也进一步提升了真实感。
“我没有把韩可禄当作残障人士来处理。要实现我想象中的遗物整理方式,就需要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传达者——即使客户拒绝也必须坚持做到,而这不显得傲慢或独断、不让人觉得讨厌的人物。韩可禄是(逝者隐藏讯息的)传达者,但我希望他不是用眼泪来传达。剧中唯一不哭的人就是可禄,我想排除主观视线,把他塑造成情感上最脆弱、却比谁都更能共情与沟通的人物。”
“李帝勋演员还专门练了身材,整个拍摄过程中被折磨、被逼到极限,却依然展现出情感上的细腻与表演。面对年纪还小、经验不足的汤峻相演员,他一起带着走,我认为他付出了200%、300%。汤峻相演员初次见面时才十七岁,带着少年的面孔来,随着作品成长为青年。不知观众会如何接受,但他从头到脚、连一个动作都努力成为可禄,他就活成了可禄。”
散文集中的故事年代稍久,所以相似但不相同。作品问世的时点必须选取最有价值呈现的内容。尹编剧解释说“结果是我定下了那些我想亲自去为其整理的人”。特别是有很多可能出现在报纸社会版上的逝者。她与金新别代表都认为,如果说有原作,那么原作就是在报纸社会版上看到的逝者们的故事。而这部作品对尹编剧自己也是巨大的治愈。
“我曾长时间苦恼自己还能否再写出令人心动、美丽的故事,但某一刻在《无声的证言》里,我写了爱情,也想象了心动。该说这是治愈的力量吗?我觉得自己还能写出更有力量、更明亮的故事,也觉得能把想传达的另一些苦恼写得更好。”
她也从一位儿子确实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父亲那里听到了“看得很好”的评价。她认为,绝不能让相关家属、受害者和当事人感到一丝不被体谅。尹编剧说:“我想得到那些人的称赞,听到他们说做得好。”而这份真心也传达给了观众,关于第二季的讨论已经此起彼伏。
“第二季完全取决于观众是否想要,决定权在此,不是我能回答的部分。很感谢许多人按照我们的期望去观看。演员们在拍摄时也都一致表示想拍第二季,对此我很感谢。”
/记者 崔尚珍 csj8453@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