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5-14 | 여론독자부

[郑汝蔚的语言闲谈]写随笔的悲伤与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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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时,有时会因“这样的故事能写吗”而苦恼。担心写了这个故事,相关的人会不会受伤;或者担心写这么琐碎的故事能否成为一篇像样的文章;又或者因为故事中纠缠着太多情感,害怕被人评价“过于情绪化”。所有这些自我审查的防护罩都是写作的敌人。相关人士可以通过首字母等各种手法保护隐私。而把连琐碎的故事也写得不琐碎,正是写作的力量。哪怕是再小规模的故事,只要它牢牢占据了我整个内心,就也能抓住他人的心。当因“过于情绪化”的念头而苦恼时,别忘了激烈的情感恰恰是写作最好的素材。唤不起任何情感的题材才最不适合写作。能强烈唤起某种鲜明情感的题材,才更有可能成为打动他人内心的钥匙。

即便跨越了所有这些障碍,还有一道最难跨越的写作之墙。那就是“我内心的羞耻”。对书写自己故事的恐惧。这尤其是写随笔时会碰到的心理壁垒。小说家即便在写自传性故事时,也能保持某种客观距离,因为他知道“现实的我”和“小说中的我”是不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妥善确保“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人物”之间的距离感,正是小说家必备的平衡感。但随笔作者难以保持那样的距离,因为随笔的魅力始于与真诚的自我的相遇。而随笔读者最渴望的,也正是源自“作家坦诚的故事”的真挚告白的力量。令人心头温暖的随笔、令人感动的随笔,其特征正是仿佛直接面对作家般鲜活的现场感。虽未曾见过那个人,却像认识了很久一样。随笔的感动,正始于“我摘下一切面具、完全成为我自己的瞬间”。

我在写《当时若能知道就好了》这本书时,扎实地经历了蜕变为随笔作家的艰难通过仪式。写自己的故事时的种种羞耻与迟疑、犹豫与踌躇,我都彻底体会了一遍。那时我同时领悟到“写随笔的悲伤”与“写随笔的喜悦”。写自己的故事时,难免品尝到仿佛自己的一切被剥得赤裸的失落感。但发现那个不戴任何面具、不佩任何饰物的自己,喜悦更大。而最强烈感受到这种“摘下面具的喜悦”的书,正是《关于四十岁》。起初我并不喜欢用强调自己年龄的书名,但“我四十岁前后”这一时期本身就是重要的主题,实在无法隐藏。那个并不想特意向读者强调自己年龄的“面具自我”又一次抬起了头。但当把书名定为《关于四十岁》之后,心里反而轻松了。坦率告白反而让我从对年龄的自我意识中解放出来,因告白而再无可告白之事的那种安然感,实在美好。

写作时把自己彻底抛出去,从而再一次重生的感觉——也就是说,我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回到《关于四十岁》之前的我了。我因此更加爱上了写下如此坦率文字的“如今的我”。每当人生转过一个弯角,每当预感到越过这个转折点我的人生将彻底改变时,我内心都会有一个更坚韧、更智慧的自我在唤醒我。那正是这样一个信念:“唯有抛出自己,才能改变自己。”

/舆论读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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