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代表成为董事会成员、对企业决策行使表决权的劳动董事制正在迅速扩散。2016年首尔市首次引入劳动董事制后,目前全国已有超过50家地方公共机构在运行该制度。本届政府上台后,中央政府层面也在推进劳动董事制。文在寅总统曾将引入劳动董事制作为大选承诺发布,并将其纳入100大国政课题。共同民主党在第21届国会提出了3项公共机构劳动董事制法案,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也通过了建议国会尽快就引入劳动董事制展开相关法律修订讨论的议案。下一步是民营企业。文总统在大选过程中曾提出,劳动董事制先在公共机构引入,之后按四大大企业、十大大企业的顺序扩大。
劳动董事制会带来企业治理结构变化,从而影响企业决策、经营绩效、劳资关系、竞争力等,是重大事项。尽管如此,政府仍推进劳动董事制法制化,大概是因为相信该制度是能够改善企业绩效和劳资关系的先进制度。
然而现实与此有差距。在劳动董事制的发源国德国,相关研究中有三分之二显示,劳动董事制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或与企业绩效无关。德国经营界对劳动董事制大多持否定态度。理由是劳动董事制妨碍企业的灵活性和创新、延迟决策、削弱企业竞争力、导致企业外流和外国资本回避投资,并成为“德国折价(德国市场被低估)”的因素。
劳动董事制最初并非为提高企业绩效而引入,而是二战后德国特殊历史的产物。战后同盟国为惩戒纳粹德国、防止战争再次爆发,试图彻底拆解德国的工业基础,使其无法重新崛起。还曾有计划要把德国退回到工业革命之前的状态,使其成为小农业国。占领国推进了对战犯企业和重化工业企业的没收、拆解、管制程序,工会则借势要求企业国有化和工会参与经营。为此,企业家为与工会合作以摆脱这一局面而接受了劳动者代表参与董事会,这就是劳动董事制的起源。
劳动董事制持续被弱化。运行劳动董事制的企业数量持续减少。在应当运行劳动董事制的企业中,将法人登记迁往国外、将法人形态变更为财团法人、甚至不惜违法而不运行该制度的企业多达三分之一。由此可见,多数企业对劳动董事制感到负担,并尽可能加以回避。
劳动董事制仅在德国及周边部分国家运行,不能说是全球普遍的制度。德国、法国、西班牙等运行劳动董事制的国家都是欧洲国家。但英国、意大利、瑞士等多数欧洲国家并不运行劳动董事制,而在欧洲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运行劳动董事制。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非欧洲国家也都没有运行劳动董事制。
如上所述,劳动董事制在世界范围内既不具普遍性,在运行该制度的国家也在被弱化并逐渐消失。因此,姑且不论韩国是否需要引入该制度,通过立法强制引入不能被视为妥当。如果企业判断该制度有益,即便没有法律也会自发引入。国家应尊重并保护企业的自主决定,立法干预应最大限度自我节制。尽管如此仍将劳动董事制法制化,则可能成为逆时代潮流的过度立法,成为侵害企业自主性、削弱竞争力的新规制。
/舆论读者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