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5-10 | 윤경환 기자

财政成瘾、亲劳工、房地产惩罚性税制、反企业监管……反市场四大教条,现在也该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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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政府在新冠疫情长期化、经济两极化、房地产市场不安、未来增长动力不足等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迎来任期仅剩一年。尽管该政府是在朴槿惠政府干政事件后、背负着前所未有的高度国民期待而登场,但外界评价认为,它在经济、社会、政治各领域未能实现公正、正义、平等这一核心价值。专家建议,文在寅政府即便为时已晚,也应虚心重新审视4·7再补选所确认的民心,摆脱财政依赖、亲劳动、惩罚性房地产税制、反企业监管等一直坚持的国政运营陷阱。

9日,政界、官界、财界人士及专家强调,文在寅政府首先应重新考虑一味扩张、给下届政府和未来世代造成负担的财政政策。因为今后每年国家债务将增加120万亿韩元以上,国家债务比率预计将从去年的43.9%骤升至2024年的59.7%。有观点指出,在低出生率与老龄化局面下,与其只增加讨好性支出,不如从现在起为“后疫情”时代构建可持续的财政结构。

以急剧上调的最低工资为代表、聚焦缩短劳动时间的亲劳动政策,也被视为恶化就业创造与企业竞争力的因素。批评认为,政府强行推进批准国际劳工组织(ILO)核心公约等亲劳动政策,而企业所要求的雇佣灵活化被置于次要位置。高丽大学法学院教授朴知淳指出:“现行的工资和工时等是在工业化阶段以制造业为中心形成的”,“应思考如何使陈旧的前现代劳动制度现代化。”

试图以持有税和综合房地产税等惩罚性课税方式解决房价飙升的意识形态政策,也被指为应予撤销的部分。已多次实施的税收监管被证明并非对策,却仍不放弃,这是想用意识形态压制市场的时代错误式固执。

各方也呼吁,对收入主导增长、最低工资急剧上调、一律引入每周52小时工作制、制定重大灾害处罚法等接连不断的反企业监管,现在应予松绑。有意见认为,考虑到更加激烈的全球产业竞争和就业断崖,应给企业更大胆的投资激励。明知大学政治外交学系教授申栗直言:“从最近的舆论调查看,越是认为自己收入属于下层的国民,对总统的支持度越低”,“这意味着收入主导增长等现政府的经济政策彻底失败。”另一方面,文总统将于10日就任四周年之际发表特别演说,并与记者进行问答。

文在寅总统1日在劳动节致辞中表示:“新冠危机不能成为推迟劳动改革的理由。”文总统当天在社交网络服务(SNS)上强调:“缩短劳动时间是分享岗位、提高生活质量的过程”,“我们抱着守住岗位是复苏第一步的心态,正全力推进就业恢复和就业安全网强化。”这意味着在剩余任期内将原封不动维持既有的亲劳动政策。相反,对于劳动改革核心的雇佣灵活性,他一字未提。有评价认为,虽同样提及劳动改革,但总统与经营界看向不同方向的认知暴露无遗。

文在寅政府过去四年是使天平更加向劳动界倾斜的亲劳政府。最低工资四年间上调34.8%,并在小工商业者反对下强行推行每周52小时工作制。还批准国际劳工组织(ILO)核心公约并制定重大灾害处罚法等亲劳动法律。但矛盾的是,它不仅被经营界,也被劳动界冷落。随着经营界与劳动界的不满累积,真正必要的劳动改革连第一步都未能迈出。劳动改革一词本身成了禁忌。

曾任统计厅长和韩国开发研究院(KDI)首席经济学家的国民力量党议员俞京俊表示:“专注于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等既得利益正规职劳动者的结果,是为劳动市场弱者所做的制度改善反而后退”,“这不是亲劳动者政府而是亲工会政府,劳动改革连痕迹都难寻,给不及格分都嫌可惜。”

◇新冠使企业陷入危机…“轻易解雇”争论还要持续多久=历届政府提高雇佣灵活性时,都遭遇劳动界“轻易解雇”的反对,连像样的讨论都未能展开。然而在前所未有的新冠事态之后,提高雇佣灵活性是为企业生存和劳动者可持续劳动的不可避免选择这一主张正获得说服力。若雇佣灵活性提高,企业可依景气状况高效重新配置人力,提升竞争力,并提高青年层的就业空间。但国内劳动界现实是以工会为中心的倾斜天平,劳资政难以同桌解决劳动课题。韩国经济研究院分析结果显示,因罢工或劳资争议导致的每千名劳动者年均劳动损失日数(2008~2018年)为41.8天,达到日本的172.4倍。世界经济论坛对劳资合作水平的评估结果(以2019年为准)显示,韩国在141个调查对象国家中排名第130位,处于下游。韩国航空大学经营学部教授金康植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解雇困难,离职者再就业也难”,“若不思考雇佣灵活性政策,只强化劳动者保护,企业反而会回避雇佣。”

◇不断强化的社会安全网…亲劳政府应破解劳动改革难题=提高雇佣灵活性能否成功,取决于政府是否具备阻止不当解雇的意志与能力。因为若社会安全网过于松散,或政策方向以亲企业为中心设计,提高雇佣灵活性的负面功能可能更为突出。因此,要求自称亲劳动政府的文在寅政府提高劳动灵活性、实现劳资均衡的声音正在增大。文在寅政府执政以来四年间大幅增加了就业、医疗等社会安全网强化支出,并强化了相关制度。有观点指出,即便只剩一年,也应勇敢地去说服劳动界。

高丽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朴知淳建议:“应就经营界与劳动界看向不同方向的劳动改革形成共识”,“政府应(在剩余一年内)竭尽全力勾画如何寻找劳动改革妥协线的蓝图。”

◇曾是欧洲病夫的德国…以哈茨改革克服失业=德国到1990年代失业率一直处于20%区间,被讥为“欧洲病夫”。但三十多年后的去年,德国失业率降至6%区间水平。这是2003年通过“哈茨改革”废除派遣期限上限(2年),并将不适用解雇限制法的事业单位劳动者标准从5人以下扩大到10人以下、再扩大到20人以下,积极推行劳动灵活化政策的结果。

海外发达国家为解决失业问题,一直朝提高雇佣灵活性的方向稳定劳动市场。丹麦制定了每年可解雇全体劳动者最多25%的法律基础。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是政府积极帮助转职活动、强化失业者社会安全网,朝劳资“双赢”方向谋求经济增长。韩国经济研究院经济政策室长秋光镐表示:“工会的单方面应对,长期会恶化企业和产业竞争力,可能形成以结构调整收场的恶性循环”,“为纠正向劳方倾斜的天平,需要允许罢工期间替代劳动、禁止占据职场等使劳资能够平等协商的环境。”

/尹京焕 记者 ykh22@s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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