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色长袍衣襟随风飘动,而握着画笔与调色板的画家之手却坚定不移。背景令人想起列奥纳多·达·芬奇《蒙娜丽莎》的构图,画中可见妇女们穿过宁静的田间小路。身着韩服、头戴礼帽的装扮,以及使用西画材料却手持东洋画笔的做法,既完整呈现了积极吸纳西方文明的近代知识分子的困惑与解放时期的理念冲突,也展现出克服现实、追求发展的意志。这是李快大(1913~1965)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创作的《自画像》。以全身心活过波澜壮阔的韩国历史的代表性近代美术家,尤其以卓越的人物画描绘苦恼中的韩国人内心世界的李快大,是就读于大邱寿昌学校的“大邱画家”。
与他同期就读寿昌学校的李仁星(1912~1950)凭借自学掌握的绘画功力赢得全国声誉,并获得日本媒体“朝鲜至宝”的赞誉。如此声名远播的近代画家中,格外多的是大邱出身或与大邱有缘之人。已故李健熙(1942~2020)三星集团会长的遗属在将其生前收藏的近代美术品捐赠给多家国立、公立美术馆时,也格外照顾大邱美术馆。从韩国抽象美术的先驱刘永国、郑点植,到现代美术转型期的郭仁植、徐世钰,再到1970~80年代观念艺术“先锋派”的金丘林、朴玄基、李康昭等,大邱画家在现代美术运动中也构成了核心力量。原因何在?
大邱美术馆为纪念开馆10周年策划、持续至本月30日的特别展《时与地》给出了答案。大邱早就有深厚的传统书画爱好基础,而石斋徐丙五(1862~1935)则思考如何与迅速传入的近代洋画共存;20世纪20年代初设立的“峤南学院”的图画(美术)课程,以及李相定、李如星等艺术家兼社会运动家设立的“碧东社”等,为新时代的艺术据点奠定了基础。策划此次展览的大邱美术馆学艺研究士朴敏英解释:“大邱美术界超越了作为个人余暇文化的书画传统,组建团体与研究所,早早推进系统化积累的过程,因此得以培育出近代美术乃至现代美术起飞的土壤。”
展览第一部分平和地展示了那一时期的传统书画如何与洋画嫁接。随后,1930年结成的“乡土会”是纯粹的洋画研究团体,尤其以水彩画为中心表现乡土之美感。这一高峰孕育出的作家正是李仁星与李快大。李仁星的代表作《某个秋日》与《在庆州山谷》离开收藏地三星美术馆Leeum、在同一处同时展出,这是首次。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为宣传朝鲜文明的未开化而抛出“乡土论”,但李仁星并未顺从,而是通过悲哀之美隐喻性地描绘祖国错误的现实与无力的处境。对面则陈列着李快大的自画像以及《群像》系列等。李快大赴首尔经营“城北美术研究所”,聘请李仁星与南宽担任教员,培养出《水滴》的金昌烈等后学。
展览还展开呈现了对所接受的西方美术加以专业化沉淀的过程,以及避难地大邱的艺术所显现的抽象化与超现实主义倾向等。共64位作家的140余件作品,既是大邱的美术,也压缩式地呈现了韩国近代美术。大邱美术馆馆长崔恩珠表示:“大邱美术具有不被传统重量压垮的进步现代性”,“展览标题《时与地》中,‘时’指当时他们的时代意识,‘地’意味着扩展为民族意识的乡土意识。”
另一方面,大邱与美术界的这种特殊情缘近来正延续为珍贵作品的捐赠。首轮由“李健熙收藏”开启。包括李仁星的《穿黄衣的女子像》、徐镇达的《裸体》、刘永国的《山》以及李快大的后期作品等7件遗作,还有金钟瑛、边钟夏等汇聚韩国近代美术精粹的21件作品获得捐赠。美术馆方面已通过官网与社交媒体渠道公开这些作品,并正筹备今年12月以“欢迎回家”(暂定名)为主题的特别展。生于大邱、以水墨抽象开拓者闻名的徐世钰(1929~2020),以及抽象雕塑巨匠、曾任国立现代美术馆馆长的崔满麟(1935~2020)的遗属,依照故人遗愿,近期分别向大邱美术馆捐赠了90件和58件遗作。此外,姜云燮、权镇浩、朴仁彩等作家的遗属以及大邱保健大学校长南盛熙等个人收藏家的近代美术品捐赠也接连不断。崔馆长表示:“仅今年上半年就获赠共223件作品,这显示出引领韩国美术的大邱美术的底蕴,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大邱美术馆的地位与声望。”/文·摄影(大邱)=赵相仁记者
/赵相仁 记者 ccsi@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