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岗位管理人员A某2018年5月在车内过量服用安眠药后自杀。劳动福利公团去年7月认定A某之死为因精神疾病导致的工伤。A某入职后一直接受抑郁症治疗,自杀前数月工作量激增,反复加夜班。劳动福利公团一位相关人士表示:“因设备运转不良导致生产受阻,A某长时间工作”,“经查其承受了高强度压力,故认定为工伤”。
在新冠疫情爆发首年的去年,精神疾病工伤申请两年间增加近一倍,跃升至有统计以来最高水平。随着疫情长期化带来的就业不安和生计担忧加大,诉说不安感和抑郁的劳动者预计将进一步增多。
据劳动福利公团2日消息,精神疾病工伤申请去年为517件(截至11月底),比2019年的331件增加56.2%。与2018年的268件相比激增近一倍,为相关统计编制以来最高。工伤认定率也逐年提高。2014年为34.3%的工伤认定率,去年飙升至67.9%。
从去年获认定的疾病看,适应障碍最多,达150件。适应障碍是承受压力或经历事件后出现的反应。与不安、抑郁密切相关的适应障碍比2019年的78件增加一倍以上。典型精神疾病抑郁症为98件,创伤后应激障碍为47件。
随着疫情长期化,诉说不安感和抑郁感的国民不断增多。京畿研究院今年3月对2000名国民(20岁以上)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55.8%回答“因新冠感到不安和抑郁”。相比该院去年4月对1500人调查得出的47.5%,上升近10个百分点。今年调查中,8.3%的受访者还回答“曾因新冠考虑过极端选择”。在考虑极端选择的原因中,回答“经济困难和压力”的比例为43%,约为全体受访者的一半。
还有调查结果显示,占国内岗位99%的中小企业劳动者比大企业更多感受到因新冠带来的抑郁感。劳动福利公团最近对7家中小企业184名劳动者的压力自觉量表评分结果显示,平均分为19.65分,大幅高于包括大企业在内的一般企业劳动者的14.62分。这被解读为就业不安、工资减少、无法居家办公等带来的压力强度更大。
劳动者的“新冠抑郁”日益加重,但支援和应对的系统性基础设施仍然不足。作为就业部门的韩国雇佣劳动部没有专门组织应对青年、女性、高龄者等就业弱势群体因就业不安产生的“新冠抑郁”。分布在全国的劳动者健康中心等开展咨询的人力也不足。劳动团体也难以找到精神疾病专家。雇佣劳动部一位相关人士表示:“工伤过去主要发生在中毒等化学领域,随着社会变化,重心正转向精神疾病工伤”,“(政府或企业等的)组织和人力不足以妥善应对这种变化”。
/世宗=梁钟坤记者 ggm11@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