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观点提出,为引导金融机构自主制定内部控制标准,惩戒范式应从“对人制裁”转向以“金钱制裁”为中心。鉴于近期金融当局以违反制定内部控制标准义务为依据,对销售Lime、Optimus基金和海外利率挂钩衍生结合基金(DLF)的证券公司首席执行官(CEO)进行惩戒,这一建议今后能否体现在政策中受到关注。
资本市场研究院28日在首尔永登浦区全经联会馆举办“金融公司的内部控制:争议与展望”研讨会。当天担任主题发言的资本市场研究院高级研究委员李孝燮强调:“要建立高效的内部控制标准制度,就应从以对人制裁为中心转向以强化行政罚款等金钱制裁为中心。”
他分析称:“从金融当局的角度看,对人制裁可以被用作社会议题,可能是成本效益较高的制裁方式,但若坚持这一方式,金融公司CEO就有动机只把资源投向更安全的领域”,“这样一来,冒险资本供给等金融公司的根本功能发展就可能受到阻碍。”
资本市场研究院研究人员提出这一建议,实际上意味着金融当局的“对人制裁”方式在为金融公司自主制定内部控制标准提供激励方面并不有效。近期,韩国金融监督院以违反《金融公司治理结构法》第24条规定的“制定内部控制标准义务”不到位为由,对金融投资协会会长罗在哲(前大信证券代表)和NH投资证券代表郑英采等Lime、Optimus基金销售公司CEO作出重惩戒。
其逻辑是,主要金融公司在销售私募基金等高风险产品过程中未能妥善制定内部控制标准,因此可依据《金融公司治理结构法》对CEO进行制裁。但业界反驳称:“治理结构法上制定内部控制标准的义务属宣示性意义”,“将责任追究到CEO层面过于严苛。”
资本市场研究院研究人员还强调,对CEO等的监督者责任需要更加明确。因为义务仅在《金融公司治理结构法》中有所明示,却没有具体的行政制裁标准。据此,不仅难以就违反内部控制标准追责,在遵守时也难以给予激励。
李高级研究委员解释:“与美国不同,韩国难以通过违反行政规制来追究监督者责任”,“不过目前可依据《金融公司治理结构法》对CEO进行制裁,而这里存在义务范围主观、责任人范围模糊的问题。”
资本市场研究院还补充称,长期来看,内部控制标准应通过业界自律规制而非法律来制定。李高级研究委员补充说:“《金融公司治理结构法》规定的制定内部控制标准义务,可以保留为宣示性意义,长期看也应考虑予以删除。”
当天以“金融公司内部控制改善方向”为题发言的韩国外国语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安秀铉也强调:“近来国内为提高内部控制实效性,有关注对经营层制裁的倾向”,“若要将对人制裁用作内部控制的激励手段,就必须在法律中明确内部控制相关义务与责任在于经营层。”
/记者 沈祐一 vita@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