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行(全球范围的疫情)释放出了潜藏在我们内心的疯狂。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造成的一片混乱之中,我们拆解了科学,又在堆积如山的残骸中翻找,随意挑出哪些碎片该被严肃对待、哪些该被丢弃。比起学术研究结果,我们常常被喧嚣的个人说法牵着走,这也是事实。
连专家都加入这种非理性行为,确实令人担忧。不妨回想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决定暂停分发强生疫苗一事。在接种强生疫苗的700万人中,CDC和FDA作出该决定时严重血栓病例仅有6例(目前为9例)。以概率计算为0.0001%。相比之下,感染COVID-19的患者死亡率为1.5%。换言之,即便发生血栓的患者全部死亡,因感染COVID-19而死亡的风险仍比接种疫苗高出数千倍。
CDC和FDA的公告,是在今年3月部分人接种阿斯利康(AZ)疫苗后出现血栓副作用病例、欧洲国家暂时中止接种之后发布的。以与强生类似方法制成的AZ疫苗,其收益远远超过潜在风险。欧洲国家的暂停接种为人们对疫苗安全性的恐惧浇上了油,使阴谋论长期化,并浪费了宝贵时间。在本应把接种放在最优先位置的重要时期,反而上演了妨碍接种的荒唐局面。
暂停接种在国外也引发了连锁反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依赖比辉瑞或莫德纳等mRNA疫苗更易储存、价格相对低廉的AZ和强生疫苗。但随着副作用争议浮现、乃至出现暂停接种的公告,这些国家中不愿接种疫苗的人也呈增加趋势。
这一问题有着一定的模式。尽管疫苗副作用概率极低,政治人物和政府仍忧心忡忡,担心在自己任期内出事。这正是他们比起大流行更担心疫苗接种副作用的原因。不愿让孩子返校也是同样的逻辑。众多研究结果都指向:只要防疫和预防措施到位,返校带来的风险极低,但政治人物和官员们仍一味畏缩。
这种对风险的执念,转化为《大西洋月刊》德里克·汤普森所说的“卫生剧场(hygiene theater)”。病毒绝大多数通过呼吸而非接触传播,这属于基本常识。尽管如此,商家仍不惜花大力气展示自己在使用消毒剂的样子。其效果是传递了一条错误信息:只要把餐桌擦干净,在室内用餐也安全。
更重要的是对恐怖袭击风险的执念。事实上,即便在9·11事件之后,恐怖袭击风险仍处于极低水平。但对恐怖主义的过敏反应造就了与国土安全相关的庞大产业复合体,引向针对全球范围的武力介入,并以把恐怖袭击发生可能性降到接近于零为名,削减了公民自由。结果,在“一个恐怖分子也不能漏过”的强迫观念之下,数十万名希望入境美国者的签证遭到拒签。
然而,由于这些措施,有些人失去了工作,有些人被媒体口诛笔伐或被传唤到国会常设委员会的听证会。与此相反,那些做出积极成果的人,能听到一句例行的鼓励之词就该心满意足了。
在大流行初期阶段,美国政府担心迅速的大规模检测会使确诊病例数增加。对于恢复正常生活所带来的巨大收益,则丝毫不予关注。当时,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家迈克尔·米纳曾主张,为了持续提供谁安全、谁不安全的信息,应批准包括使用像居家妊娠检测那样简便器具的COVID-19自我检测在内的所有种类的诊断检测。理由是,比起获得100%准确的诊断结果,在COVID-19扩散之前迅速将其发现更为重要。
如今在美国,每天仍有数百人因COVID-19死亡。相比之下,接种疫苗后出现血栓症的接种者仅有9人。
从现在起,我们也应更细致、更谨慎、更理性地计算自己必须承受的风险。然后,在风险负担与回报之间准确取得平衡。
/舆论读者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