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4-21 | 김영기 논설위원

“经济新冷战加剧……亟需国家战略避免在中美之间直接受创”【清论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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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政府任期结束仅剩一年多,而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却在进一步放大。房地产市场依旧不稳,全球产业霸权之争正勒紧韩国企业的脖子。前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部长柳一镐21日与Seoul Economic Daily会面时强调:“当前局面可以定义为‘经济新冷战(New Economic Cold War)’,今后还会更加严峻”,“亟需制定涵盖政治外交与经济的国家层面战略。”他继而提高声调表示:“为了增强在产业霸权之争中的耐受力,剩余任期内必须推进劳动改革”,“让德国经济重生的哈茨改革对我们仍然有效。”曾任韩国国土交通部部长的柳前副总理还建议:“仅靠抑制需求绝对无法实现房地产市场稳定,即便价格一时波动,也应放长眼光,推进重建管制的放宽。”

—如果要评价文在寅政府过去四年的经济政策。

△虽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这一外生变量产生了影响,但经济增长率本身难以给出好分数。当然,把实际增长率当作全部成果指标也有值得商量之处。问题在于本应更关注潜在增长率(在没有通胀等副作用的情况下可实现的最大增长率),而现状并不乐观。从长期视角评价时看潜在增长率,专家们认为我们的增长潜力未达到期望水平。这无疑是令人担忧的部分。

—要提高增长潜力就需要结构改革。尤其有很多人指出劳动改革迫在眉睫。

△德国的“哈茨改革”对我们依然有效。即便现政府任期所剩不多,也必须推进。没有劳动灵活性,增长潜力无法提升。正因为劳动改革没有实现,企业才走向海外。必须通过劳动改革提高生产率。哪怕只是为了赢得产业霸权之争,也要解决劳动问题。我们是小型开放经济体。不仅是技术,还要有生产率作支撑,才有力量承受产业霸权之争这类外部冲击。

—监管改革迫在眉睫,但现政府上台后却以“企业监管三法”加上了更多镣铐。

△有人说最严重的监管生产机构是国会。身处其中,容易认为应该事先加以管制以免出问题。这有一定道理,但越是这种时候越要谨慎。设立新监管时应当慎重,不能以“出了事就新设监管”的视角去处理。监管一旦产生,即使不再需要也会持续留存。监管改革除了废除之外,更要在是否新设上多加留意。

—为提高增长率过度依赖财政,导致国家负债急增。

△在COVID-19事态中,想通过财政寻找突破口是可以理解的。但由于用于就业的支出较多,效果并不好。既然承受了大规模赤字却没有见到效果,就应该严肃对待并反省。更重要的是就业质量。主要是大量制造短期岗位,60岁以上有所增加,而作为重要支柱的30~50岁优质岗位却减少了。这说明就业政策存在根本性问题。如果要通过财政赤字进行刺激,就必须投入到有生产率的地方。只有这样赤字才有意义,而这一点被忽视了。水坝、道路、港湾等社会间接资本(SOC)项目,即使耗费大量财政,一旦建成,收益会留给后代。投入到有生产率的地方,也有助于提升潜在增长率。

—民间负债也在急增。尤其有人指出企业负债将成为整个经济的暗礁。

△令人担忧。政府到了该关注企业负债的时候。外汇危机的主要原因就是企业负债。一处出现触发点(扣动扳机),随后引发连锁反应。银行开始收回贷款,企业无法偿还,银行准备金急增,甚至发生了挤兑(大规模提款事态),那是可怕的局面。当然现在并非那种状态。企业通过结构调整已大幅降低了负债比率。但像现在这样债务不断增加,是值得担忧的。政府无法命令企业减债,但必须事先做好准备,以免再发生类似外汇危机的事态。此外,现在也是该关注产业结构调整的时候。

—评价现政府的国政运营离不开房地产政策。它对4·7再补选的影响也最大。房地产政策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对市场现实的诊断是否准确令人怀疑,政策手段是否恰当也令人存疑。用二十多次抑制需求的措施直接控制价格,并想用税收来稳定市场,这是错误的手段。当时本应倾听专家指出这是卢武铉政府时期失败政策的意见。以铲除投机势力为名打击多套房持有者,并不能让价格稳定。废除自律型私立高中等现政府的教育政策反而放大了江南的需求。如果把流动性视为原因,就该起到为其降温的作用。若在税收政策的同时推出扩大供应的政策,人们或许宁愿去投资股票。

—税收抵触是否已越过临界点。

△本想用综合房地产税这一独特税目来治理,遇到局限后又提高了财产税。财产税作为地方税有很多优点,但缺点在于与其他税种不同,它是依据基准时价推算的税。结果就是即使人什么都不做,税也可能增加。同一楼层房价也会不同,仅楼层不同房价也有差异。要全部推算,行政成本极其庞大。最终无法全面普查,只能选定标准地进行测算。为防止误差,以低于实际成交价的标准价确定公示地价,而像我们这样房价涨幅大的国家,公示价与实际成交价的差距会不断扩大。所以提高公示价格可以理解,但仍有局限。我国自有住房率为60%多,60%以上的国民要承担财产税上升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急剧提高公示价格,就是在制造引发税收抵触的结构。税收最终是国民的负担,急剧提高并不妥当。难道没有看到最低工资急剧上调所带来的结果吗。

—重建放宽论一出,房价再次波动。既要增加供应又要防止市场不稳,这是个两难。

△对首尔市而言,放宽重建管制、增加供应是正确的。从执政方的立场看会感到害怕。一说要重建,价格首先会上涨。只有建设完成、供应增加之后,房价才会稳定。所以重建很难,但如果不这样做而只是延续抑制需求的措施,价格就无法稳定。即便价格一时波动,也要推进重建。要放长眼光。

—产业霸权之争不仅限于美中,正在向全世界扩大。

△曾在美国贝拉克·奥巴马政府任财长的雅各布·卢曾说过“经济新冷战”一词。如今正是这个词真正贴切的时点。许多人认为乔·拜登政府上台后美中冷战会有所缓和,但拜登政府的强硬程度不亚于唐纳德·特朗普政府。从世界贸易组织(WTO)体制中获益最多的国家是中国和印度。WTO秩序一直延续得不错,但美国改变了想法,于是新的霸权之争展开了。美国是赌上国家命运在战斗。经济新冷战会更加严峻。

—您认为经济新冷战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危机与机会。美国制造业的复兴也可能针对我们。

△美国拥有几个重要的制造业。如英特尔这样的半导体、波音这样的航空企业等。美国制造业发展对我们并不一定是坏事。不知道美国制造业哪些部分会变强,但机械、钢铁之类还要相当长时间,眼下不是大问题。反而我们该担心的是,在新冷战过程中美国要求切断与中国的部分交易,并施压让我们跟随。美国说不要与中国做生意,而我们不能轻易表态说要坚定地继续。稍有不慎我们可能遭受直接打击。这正是经济新冷战对我们这样的小型开放经济体不利的原因。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

△应预判新冷战会更加严峻,制定涵盖政治外交安保与经济的精密国家战略。在政治外交上,与中国的关系也重要,但应优先韩美同盟。话虽如此,也不能无视经济利益。必须找好解法。在经济问题上,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不是单方面给予我们的关系,而是作为伙伴共存。中国也有对我们不能随心所欲的地方,要把这些找准,把损失降到最低。中国在零部件、材料方面也相当依赖我们。对美国也能够把我们的立场解释清楚。

—为超越霸权之争,是否需要强化我们制造业竞争力的对策。

△在自由贸易体制下市场运转良好时,国家层面的产业战略可能显得可笑,但在当下这种局面下是必要的。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以国家之力培育制造业,我们政府也应拿出与之相称的税收等对民间的支援措施。不过,政府在并不真正了解的情况下,对民间擅长的领域指手画脚而把事情办坏的情形很多,必须避免这种情况。

/金泳基 论说委员 young@sedaily.com

He is…

1955年出生于首尔,毕业于京畿高中和首尔大学经济学系,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历任韩国开发研究院(KDI)研究委员和韩国租税研究院院长,2008年以第18届国会议员身份进入政界。历任新世界党政策委议长和韩国国土交通部部长,自2016年初起担任约一年六个月的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部长。

/金泳基 论说委员 young@s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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