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慰安妇受害者针对日本政府向韩国法院提起的第二起损害赔偿诉讼被驳回。法院以国际法院(ICJ)判例等国际习惯法为依据,认可了日本政府的“国家豁免”(主权国家免受他国司法管辖的原则)。今年1月同一法院曾不承认日本政府的免责权,支持了慰安妇受害者一方。这意味着法院在仅三个月内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断。慰安妇受害者立即表明将上诉,分析认为诉讼长期化已不可避免。围绕如同乱麻般纠缠的韩日关系解决之道,要求政府出面的呼声正在增强。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民事15部(部长法官闵城喆)21日在已故郭礼男奶奶等慰安妇受害者及遗属20人对日本政府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中表示:“并不否定受害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也不认为韩日协议已解决全部赔偿问题”,但“从现阶段有关国家豁免的国际习惯法、韩国大法院判例等来看,针对外国被告的损害赔偿诉讼不能被允许”,并以此说明驳回理由。驳回是在不具备诉讼要件时不对实体问题作出判断的裁定,意味着原告败诉。
审判部接着判示:“如大韩民国多次表明的那样,恢复受害等慰安妇受害者问题应通过包括外交交涉在内的对内对外努力来实现。”
决定慰安妇受害者第一、第二起诉讼判决走向的是是否认可“国家豁免”。慰安妇受害第一起诉讼的审判部表示:“将国家以反人权行为给受害者造成极大伤害的情形也解释为免除审判权是不合理的”,未适用国家豁免。相反,慰安妇受害第二起诉讼的审判部则以“大韩民国从未制定有关对外国行使民事审判权范围的法律”为前提,称“本案中是否认可国家豁免只能遵循‘国际习惯法’”。其意在于国际习惯法也是与国内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规范”。
法院提出国际法院(ICJ)2012年的判决作为说明国际习惯法趋势的依据。意大利法院在二战期间遭德军强制劳役、平民遭杀害的受害者对德国提起的诉讼中,以“反人权行为不能主张国家豁免”为由支持了原告。相反,ICJ表示“不能将因侵犯人权而否定国家豁免视为一般惯例”,“大多数国家在同类事件中反而承认国家豁免”,接受了德国的主张。并称“意大利政府可期待通过与德国政府的外交谈判获得权利救济”,提出了通过外交交涉解决问题的方案。
慰安妇受害第二起诉讼的审判部也表示“这是可能对大韩民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产生潜在影响的事项”,表明有必要在法院之外解决问题。同时对2015年达成的韩日慰安妇协议认为“具备外交要件,并具有权利救济的性质”。
审判部判示本案“属于应先行进行政策决定的事项”,“法院仅提出抽象标准并认可例外并不妥当”。这实际上是把外交解决作为指引提了出来。
法律界内外解读认为,两次诉讼出现完全相反的结果,政府的考量也可能变得更加复杂。针对日本的慰安妇受害者赔偿判决出现分歧,加之诉讼费用支付等争议不断,预计在韩国大法院作出判断之前问题难以解决。第一起判决因日本政府未上诉而确定。审判部在作出“日本应向受害者支付包括诉讼费用”的判决后,又决定“诉讼费用不可追缴”。这是基于追缴诉讼费用可能构成违反国际法的判断。由此,依据第一起判决的强制执行也变得难以实现。
分析认为,随着一系列情况的发展,“球”实际上被踢给了政府。有观点指出,第二起诉讼的审判部间接提出了“外交解决”,而考虑到受害者年事已高以及韩日关系僵化,若把案件一路拖到韩国大法院,政府可能面临在解决问题上消极的批评。
/韩民九 记者 1min9@sedaily.com,李镇石 记者 ljs@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