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Z一代展现出鲜明的个性,韩国社会长期以来的种种固有观念开始受到挑战。比起理念更重实利,比起组织更重个人,比起论资排辈的等级更重职务与业绩,他们的生活态度确实与此前世代不同。进入文在寅政府时期,他们对公平的敏感度更为强烈,也获得了“公平世代”的别称。有评价认为,最近补选中格外突出的20多岁群体的投票倾向,是对不公与伪善的审判。2018年冬奥会以及去年仁川国际机场公社事件中表现出的20—30岁青年的愤怒,源于政府无视对能力的公正评价与选拔程序而单方面作出决定。前韩国法务部长官曹国子女入学考试中被证实的“父母机会”式经历包装,成为把他们的公平性话语推升为时代课题的契机。
MZ一代在争取公平报酬的集体行动上也十分积极。这种苗头始于数字科技企业,进而动摇了全球性大企业。今年的工资斗争也不是始于民主劳总的出征仪式,而是始于MZ一代的网络社区。他们不是通过广场集会,而是通过邮件、公司内部公告板的留言或股东大会上的问答等方式,非常有效地推动自身要求得以实现。SK海力士一名入职四年的员工公开向公司代表发送邮件,要求说明今年发放的绩效奖金的合理性与发放标准,众多员工在留言中表示赞同。公司随即重新调整了绩效奖金,崔泰源会长放弃了本属自己的30亿韩元。19日,李海珍创始人NAVER集团也为平息自2月以来持续不断的与工会的绩效奖金争议而作出退让,表示今后三年将向全体员工发放价值2000亿韩元的股票赠与。
尽管事态发展略有不同,但在三星集团、LG、现代汽车,以代理级以下低年资员工为中心的公平报酬要求也不断蔓延,公司则匆忙改变绩效奖金核算方式,或以10%左右的破格加薪来避免更大的纷争。近来的加薪热潮既是人才争夺竞争的一环,也是对工会突然扩散趋势的应对。由20—30岁白领主导的工会设立热潮自2018年起始于板桥科技企业,今年正向包括现代汽车在内的制造业大企业扩散。比起忠于公司更忠于自身、比起通过长期任职获得晋升和加薪更希望依能力和业绩获得即时报酬——企业也应顺应MZ一代而改变人事劳务战略。
MZ一代格外强烈的公平敏感度,也与危机时出现的各自求生心理相连。认为按各自的能力和努力生活即可,既是自信的表现,也是因为缺乏这样一种信念:自己也是共同体的一部分,并能在其保护下获得生活的稳定。高速增长时代结束,公司已不再是终身职场,社会保障仍然粗疏。若既无可依靠的公司,又不能信任国家,那就只剩各自求生之路。然而,各自求生的社会将使已然恶化的不平等更加加深,并使向福利国家的发展变得困难。不平等越严重,作为福利国家基础的社会连带与共同体责任意识必然越弱。为绩效奖金盛宴而欢呼的圈内“公平世代”,不得不与因新冠疫情长期化而求职失败或在不稳定岗位间辗转的同龄圈外“未生”们共同生活。要求“未生”们各自凭能力去克服自身遭遇的不幸,这是另一种不公。
1987年以后的劳动运动由生产岗位等低薪劳动者主导,在一定程度上为改善分配作出了贡献,但MZ一代的绩效奖金斗争在进一步拉大差距这一点上与分配正义存在部分冲突。但也不能向他们索求解决之道。解决这一困境的责任完全在于政府。一方面要促进增长以创造更多岗位,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保障投资,加快福利国家建设。
/舆论读者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