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因Lime、Optimus资产运用事件,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CEO)接连受到韩国金融监督院的处分,金融投资公司正显现出分析处罚逻辑的动向。对于金融监督院一直作为经营层处分依据的“内部控制标准制定义务”应如何解释,业界开始审视其法律标准。
据金融投资业界14日消息,金融投资协会正在考虑就《关于金融公司治理结构的法律》(金融公司治理结构法)所规定的内部控制标准制定义务发包研究课题。该法第24条明确规定,金融公司须制定员工履行职务时应遵守的标准与程序,即内部控制标准。
本次研究课题的目的在于考察制定内部控制标准的法律责任。首先将研究违反内部控制标准遵守义务时处罚的适当性,还计划考察金融公司治理结构法将内部控制标准制定义务的范围界定到何种程度。
对此,金融投资业界有解读认为,这是要分析金融监督院对经营层处分的逻辑。因为金融监督院近来每次处分销售Lime、Optimus基金或海外利率挂钩衍生结合基金(DLF)的金融公司CEO时,都提出“经营层未妥善制定内部控制标准的责任重大”这一逻辑。
据此,曾任Lime基金销售公司CEO的金融投资协会会长罗在哲(前大信证券代表)、前KB证券代表尹京垠、前新韩金融投资代表金亨振等人受到金融监督院的停职处分。NH投资证券代表郑英采则因公司销售Optimus基金而被给予问责警告。停职与问责警告均属重处分,一旦确定,连任或在金融圈再就业将受到限制。
金融公司一直反驳称:“我们依法妥善制定了内部控制标准,只是出现了不足之处。”还有主张称,金融公司治理结构法并未单独规定违反内部控制标准的“责任归属”,认为处分CEO过于勉强。实际上,本次研究课题据悉也是由金投协所属证券公司提出请求的。金投协有关人士表示:“会员公司要求就内部控制标准进行研究,协会内部正在考虑。”
除金投协之外,资本市场研究院也在研究内部控制标准的义务范围以及违反时处罚的适当性等。核心是业界与监管当局都只集中于内部控制标准的“遵守”。资本市场研究院有关人士解释:“我国金融公司从合规(守法监察)的角度看待内部控制标准,而监管当局似乎将其视为一种监管工具。”“若这样把内部控制标准视为‘不遵守就会受罚’的要素,就很可能流于形式,集中于委员会、报告线、格式文本,而非实质内容。”
/沈祐一 记者 vita@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