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犯有重大犯罪的嫌疑人存在逃逸、毁灭证据等风险时,可在无逮捕令情况下实施的紧急逮捕,5年间减少近一半。紧急逮捕过去因滥用无度而被视为侵犯人权的典型事例。但法律界内外分析认为,随着侦查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受害人,也要重视嫌疑人人权”的社会氛围逐步确立,紧急逮捕大幅减少。不过也有人担心,若连毒品、暴力等需要即时处置的案件也不实施紧急逮捕,可能出现治安空白。
据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13日数据,去年紧急逮捕为6926件,较2016年的11208件骤减62%。紧急逮捕制度适用于▲重罪嫌疑人▲存在毁灭证据和逃逸之虞▲情况紧迫不容迟延时,可不经逮捕令予以逮捕。主要由警察等司法警察官依现场判断实施。实施紧急逮捕后,检察官、司法警察官须在48小时内申请羁押令。
一线警方认为,因强调人权侦查,紧急逮捕的要件和程序趋严,是骤减的最大背景。首尔某片区警队相关人士表示:“随着与羁押相关的侵犯人权问题不断被提出,现行犯逮捕时的程序和要件趋于严格”,“紧急逮捕后须在24小时内完成扣押,实务上也很繁琐,因此有人回避。”另一名警方人士也解释说:“随着检警侦查权调整,内部人权警察基调有所强化”,“需要紧急处置的犯罪在减少,但也存在不愿进行羁押侦查的倾向。”
法院在判断是否需要羁押侦查时比过去采用更严格的标准,也是紧急逮捕减少的原因。不仅警方,检方和法院都倾向于避免强制限制人身自由,这种氛围扩散,使紧急逮捕急剧减少。
法院一位相关人士指出:“从侦查阶段到接受审判期间保障嫌疑人的辩护权,尽可能在审判阶段才限制人身自由”,“一审判决确定后再予羁押的倾向在增加。”东国大学警察行政学系教授李润镐指出:“越强调人权侦查,对紧急逮捕程序合法性的要求就越严格”,“由于民事、刑事责任须由警察个人承担,对紧急逮捕本身心存顾虑的情况也存在。”法官出身的律师申重权也分析称:“与过去即便不符合紧急逮捕要件、也为侦查便利而滥用不同,如今不羁押侦查、不羁押审判的基调正在扩散。”
专家们一致认为,紧急逮捕减少说明过去错误的侦查惯例正在得到纠正。但另一方面也有人担心会出现治安空白。若在真正紧急或必要时无法实施紧急逮捕,可能因嫌疑人逃逸或毁灭证据而导致侦查受阻。刑事政策研究院承载贤指出:“过去被滥用的紧急逮捕有所减少是积极的”,“但刑事诉讼法之所以明确规定紧急逮捕,是因为对重大犯罪需要即时应对,若侦查趋于消极而出现侦查空白,则令人担忧。”
/具阿摩 记者 amo9@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