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总统大选前的2016年9月,时任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与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参加电视辩论。全程占优的克林顿以决定性一击提及特朗普的逃税问题。然而,本以为会慌乱的特朗普,其反应完全出人意料。“所以说我很聪明。”这是严重威胁税收正义的言论,但相当多美国人将其理解为“聪明的节税”。两个月后,特朗普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
看到特朗普“无耻”的言论以及对此表示认同的美国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系教授伊曼纽尔·赛斯与助理教授加布里埃尔·祖克曼感叹这是“美国税收体系失败的证据”。他们指出,继特朗普政权为富人减税之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又大肆蔓延,美国的税收不平等已极度严重。他们认为,不富裕者的税负比富人越来越重显然是错误的,于是细致分析美国经济与税收历史乃至历届政治人物的立法案例,出版了《他们为什么比我交得少》(The triumph of injustice)一书。
据书中所述,富人避税方式多样。特朗普没有就巨额遗产如实缴纳遗产税,并动用一切可能手段减少自己应缴纳的联邦所得税金额与项目。被称为“投资奇才”的沃伦·巴菲特则利用自己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伯克希尔·哈撒韦不仅不分红,还向其投资的公司施压要求不分红。结果,巴菲特的财富虽大幅增加,个人所得税负担却没有增加。
Facebook的情况也一样。2018年Facebook盈利200亿美元,持有公司20%持股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的财富也增加了约40亿美元。但由于Facebook不分红,扎克伯格对增加的财富一分钱所得税也没缴。有人会反问Facebook难道没缴法人税,但在文件上,Facebook的利润并非产生于美国,而是产生于开曼群岛。开曼群岛的法人税率为0%。
据作者所述,美国的税收体系最初按越富裕者缴税越多的累进税概念设计,但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适用累退税。美国最高档所得税率一度高达90%,法人创造利润的50%属于课税对象。但以1986年里根政府的税制改革为转折点,情况发生变化。出现了收入最高的400人适用的所得税率仅为23%,而后50%的劳动阶层却适用25%税率的倒挂现象。换言之,美国变成了亿万富翁适用税率低于钢铁工人、教师或退休者的国家。此外,工人的“透明钱包”毫无隐藏地成为所得税与消费税的课征对象,而富人却在没有较大税负的情况下持续获取资本收益。
跨越国境进行逃税的企业又如何?避税天堂巴拿马有一家名为莫萨克·丰塞卡的律师事务所。它为企业避税设立空壳公司,据说进入2000年代后每年设立约1万家空壳公司。
如今许多人说,由于全球化,实现税收正义在现实中很困难。但作者主张,解决办法并非完全不存在。他们强调,只要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个经济体量大的国家达成共识,停止降低税率的竞争,跨国企业逃税的行为就能得到有意义程度的纠正。这类国际合作在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开始被切实推进。作者还提出以亿万富翁为对象的富人税作为替代方案,并估算仅温和水平的富人税每年即可确保相当于美国经济规模1%的预算。
作者表示,税收不平等加剧最终会损害整个社会的繁荣,并提及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言论。20世纪30年代试图控制避税与逃税的罗斯福总统曾引用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话强调:“税收是我们为维持文明社会所支付的费用。”在财富两极化加剧的今天,这是值得思考一番的问题。1.98万韩元。
/记者 郑英贤 yhchung@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