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国民年金改革常被比喻为“搬大象”。因为体量大而受关注,又因迟钝而难以推动,两者相似。围绕改革方向,“多缴多领”与“少缴少领”争论不休,但即便维持现有领取水平也必须多缴,这才是国民年金令人不安的真相。原因在于,在全球最快的少子化与老龄化之下,现有财政结构难以承担未来的支出。基金枯竭时点也从2060年提前到2057年、再到2054年,但迄今为止对枯竭之后仍毫无对策。今年出任第11届韩国年金学会会长的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研究委员尹锡明,被视为具有代表性的财政稳定论者。主张“多缴少领”的他自我介绍称“十多年来,无论在哪里都不受欢迎”。尹会长在文在寅政府的国民年金改革搁浅后,主力于揭示公共年金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上月举办呼吁公共年金改革的学会网络研讨会也是其中一环。6日在Seoul Economic Daily会议室见到的尹会长,语调高昂,令人难以相信他是国策研究机构的研究者。
-国民年金枯竭的时钟越来越快。
△学会人口分会的专家们担忧,去年降至0.84人的总和生育率,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的影响下,今年或明年将跌至0.7人区间。2018年第四次年金财政推算以2015年(生育率1.24人)统计为基准,而如今情况已大不相同。随着生育率下降、预期余命延长,不应等到下一次推算的2023年,而需要进行特别推算。Statistics Korea曾在2019年对未来人口进行特别推算。将财政推算周期由现行5年缩短为3年的方案也值得研究。
-年金财政推算展望70年后。海外情况如何?
△日本展望100年后。加拿大以150年为单位。预期寿命已达83岁,却仍沿用2003年第一次财政推算时的基准,这不能不说是问题。
-财政推算看到70年后,也就是2088年,为什么对枯竭之后却没有任何官方指标?
△这大概是因为想掩盖令人不安的真相。值得关注的是未积累负债。国民年金积累金已达833万亿韩元(2020年基准),但未积累负债估计约为1500万亿韩元(2019年基准)。这是迟早要支付给参保者、却没有积累起来的钱。这意味着年金枯竭后要用税金填补,或者由后代参保者多缴保险费。在推算的最后一年2088年,国民年金累计赤字将达1.7万万亿韩元。这类令人胆寒的统计并非政府公开的,而是第20届国会时任保健福祉委员长的金世渊议员从政府获取资料后逐项加总得出的。从统计开始透明公开,才是改革的起点。
一提国民年金枯竭论就被贴上“恐惧营销”的标签
-若要在基金枯竭后维持年金制度,需要承担多少?
△保险费率必须上调至现在(9%)的三倍,约29%。这还是乐观情景。考虑到少子化、老龄化的速度,恐怕将大幅超过30%。而且不止如此。加上所得税和医疗保险费等,大约要拿出收入的一半。
-也有人主张年金枯竭时点在遥远的未来,日后再改革也可以。
△这是典型的改革掺水。在现政府得势的老后收入保障论者就是这么说的。只要一提财政枯竭问题,就被贴上“恐惧营销”的标签。推迟改革,等于把债务炸弹甩给未来世代。
-也有意见指出应将国家支付保障法制化。
△必须慎重。若把支付保障明文写入法律,可能成为推进改革的障碍。既然国家负责,用税金填补就好,为何还要多缴——这种声音会变大。法制化也没有实效。只要国家不亡,就不会出现领不到年金的情况。海外也几乎没有把国家支付保障明文化的案例。人们常以德国为海外明文化的例子,但其规定是在流动性问题解决后须返还给国家。
-如何评价2018年政府的年金改革方案?
△从2003年第一次年金财政推算至今,四次我都参与了,这一次最糟。年金制度发展委员会的构成本身就严重偏向。由于现政府把重点放在强化老后收入保障,12名民间委员中经济学者出身只有我一人,其余大多是社会福利方面的。过去经济学者约占30%~40%。如此一来,讨论结构必然偏向扩大给付而非财政稳定。每次讨论年金改革,政府、政界与御用知识分子总会形成卡特尔,为改革掺水。政治影响力大的劳动团体等利益集团专注于防守既得利益,政府则忙于看风向。2018年改革讨论时尤为严重。这与制度可持续性和年金去政治化的全球趋势完全相反。
-有意见指出,为防止老后贫困,提高收入替代率不可避免。
△认为提高收入替代率就能防止老后贫困,这是虚构。连年金都无法参保的死角地带十分广泛。而且收入越低,年金参保期间越短。这意味着提高收入替代率会造成老后收入不平等。人们常说我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老年贫困率最高,但这里存在错觉。OECD的基准是可支配收入。若反映持有资产,我国绝不算低。
提高收入替代率能防止老后贫困?反而加剧不平等
-不少人抱怨国民年金是“国民零花钱”。
△我国费率为9%,替代收入率为44%(2028年降至40%)。OECD平均费率约为20%,但替代收入率与我国相近或略高。想多领,就得多缴得多得多。政府(失败的)改革方案中,对基金枯竭之后毫无对策。
-政府四个方案中,还有以上调费率为前提的第三案(费率12%、收入替代率45%)和第四案(13%、50%)。
△不能因为枯竭时点延后几年就包装成改革。第三案在基金枯竭后须将保险费率上调至36.6%,才能维持45%的收入替代率。第四案则须把保险费率提高到40.7%。这能叫改革吗?以确保可持续性为目标去修改,才是真正的改革。
-大选承诺是提高收入替代率。政府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没有改革意志?
△文在寅总统在听取政府初案汇报后,以“不符合国民期待水平”为由指示全面重新研究。意思就是不上调保险费。所谓符合国民期待水平的改革到底是什么?国家领导人的角色,难道不是把制度内在的问题与实况如实告知国民,并以客观数据说服国民吗?海外许多国家都是抱着丢掉政权的决心推进改革的。瑞典和德国就是如此。
-文总统在大选时曾说,不增加国民负担也能提高收入替代率。有这样的妙招吗?
△没有。参与大选阵营的人士想必向并不了解情况的人(文在寅候选人)提供了这样的信息,这在历史上必须追究。制造五年期承诺的“政治教授”们正在毁掉国家。看东北亚三国的年金格局,我国改革力度最低,对未来的准备最为松懈。日本即便在100年后也储备着可支付一年的资金。中国的保险费率也达到16%。
-没有人会喜欢上调保险费。
△问题在于成了年金民粹主义的俘虏。掌握政权后不应只沉醉于甜头,而应把国家生死攸关的课题设为议程优先推进。必须从总统开始正视:如果不及时修改年金制度、错失黄金时间,大韩民国号就会沉入海底。掩盖令人不安的真相、只顺着国民喜好走,这样行吗?负责任的政府不应只说积累金最多可达1700万亿韩元,而应回答水面之下的未积累负债和累计赤字要怎么办。还有全额由税金支持的基础年金。尽管如此还要主张照旧缴、多领取,这等于执政的586世代要把未来世代的鱼骨头都啃光。
-这是不是极端悲观论?
△若就这样放着,或许会被外部强迫进行痛苦的改革。换句话说,完全无法排除连经济主权都被夺走的最坏可能性。曾用政府财政赤字的一半来填补年金财政缺口的希腊就是如此。OECD在2018年韩国报告中警告,若将国民年金费率上调至16%,到2060年国家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一般政府基准)约为100%,但若维持现状将升至200%左右。这只是就国民年金而言,若考虑其他变量会怎样呢。
-那么应如何改革?
△应做到多缴少领。若要维持现在的领取水平,保险费率必须立即上调至18%,但现实中提高一倍很难。先把费率上调至13%左右,然后像芬兰那样建立根据预期寿命变化削减支付额的“自动财政稳定机制”。先让年金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持续,再让后代跟上,这才是正道。自己连几个百分点的费率都上调不了,却要后代缴两三倍,这是不负责任的极致。
/权九灿资深记者 chans@sedaily.com
He is…
1961年出生于江原道襄阳,毕业于高丽大学英语英文学系,并在同一所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在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以美国年金制度为主题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在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历任社会保险室长、年金中心长等职,从事公共年金制度研究。曾担任第1至4次国民年金财政推算及制度发展委员会委员、公务员年金财政计算委员会委员、基础老龄年金(现基础年金)财政推算委员长等职。作为编写成员国经济报告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审查委员会年金领域韩方代表团成员活动了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