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4-07 | 베이징=최수문특파원

[崔秀文特派员的中国页]<87>中国式“集体农业”阻碍农村现代化……粮食生产停滞,进口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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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韩国进口的中国产泡菜多达28万吨。包括泡菜在内,韩国市场上充斥着中国产蔬菜和调味料。连粮食都无法自给的中国,反而向韩国输送大量农产品。特别是从距韩国较近的山东省运来的数量很多。对该地区而言,与其运往本国境内遥远的其他地区,不如在邻近的韩国以更高价格寻找需求。在韩国,低质中国产农产品令人头疼;而在中国,对本就不足的粮食流向海外也有不满。中国农产品的自给率目前在80%左右。

#.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去年8月11日略显突然地报道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该发布性报道大致内容是“习主席指示要制止餐饮浪费、培养节约习惯”。与一般惯例不同,当时新华社并未说明习主席何时何地讲了这番话。不浪费食物、提倡节约本属理所当然,也有人说国家最高领导人是否需要管到这种事。到目前为止,中国几乎动员所有官方媒体开展节约粮食运动。至于把摆满一桌以示阔气视为美德的中国人心理是否会改变,仍存疑问。

看过一望无际延伸到地平线的中国农村的人,常常对中国粮食不足存疑。答案很简单。中国农地广阔,但人口也多。为养活约占全球人口20%的14亿人,中国的农产品只是不够而已。从大处看,中国领土占地球陆地面积的比重约为6%。至于耕地,依标准不同而异,大致认为全球耕地的7%~10%在中国。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世界概况》,中国耕地比重为7.2%。

当然,这些只是基本前提。相对肥沃的农田是养活庞大人口的基础。中国的问题恰恰在于不具备这一点。以农地国家所有为基础的“集体农业”走到极限,阻碍了中国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使农业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中国供需调节的失败会加大从海外大规模进口粮食的必要性,并可能导致全球农产品价格暴涨。

这正是全球农业通胀(由农产品引发的通胀)的可能性。去年中国自身粮食产量增长停滞,而进口量大幅增加。北京的业内人士担忧地表示:“中国粮食需求激增,将使韩国进口农产品价格也随之上涨。”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6日数据,去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为6亿6949万吨,仅同比增长0.9%。此外,去年肉类产量为7639万吨,反而减少0.1%。这受到了几乎等同于中国人主食、占肉类一半以上的猪肉产量仅为4113万吨、大幅下降3.3%的影响。此外水产品为6545万吨,增长1.0%。

以粮食产量为准,近期农业生产增速明显放缓。2015年粮食产量为6亿6060万吨,到2020年的5年间总共仅增加889万吨,年均增长率仅为0.3%。相比中国人口从2015年的13亿7400万人增至2019年的14亿人、4年间每年增长0.5%,增幅也偏小。加之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消费增加并趋于高端化,粮食生产却跟不上。这正是习近平等中国高层忧虑加深的原因。

中国粮食生产停滞并非由来已久。2011年中国粮食产量为5亿7121万吨,到2015年增至6亿6060万吨,当时4年间年均增长3.9%。中国农业的高速增长可谓自2016年起停止。

在不属于大跃进运动时期或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非常状态下,中国粮食产量一直持续增长。中国走向共产化,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1949年,年粮食产量为1.1亿吨,1978年超过3亿吨,1996年达到5亿吨,2013年突破6亿吨关口。

2016年是中国经济放缓显性化、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首次跌至6%区间的一年。随着供给过剩和负债增加,为化解这些问题,全产业领域刮起了结构调整之风。农业领域也不例外。农业领域还背负着更具结构性的问题。中国所提出的所谓“三农问题”正是如此。

中国共产党每年发布多种多样的政策文件,当然“一号”最重要。中共的一号文件包括今年在内已连续18年聚焦“三农问题”。中共2月21日发布“一号文件”时主张:“今年要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必须民族复兴、乡村振兴。”

“三农问题”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农”。细分来看,农业指作为产业的农业生产层面,农村指农村社会的贫困,农民则分别指农民生产率下降和农民工等问题。使用“三农”这一复杂表述,也内含中国农业与农村问题之复杂。

中国的农业与农村制度与韩国等发达国家大不相同。因为农民的核心资产——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当然,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土地都归国家所有。沿袭过去大跃进运动时期“人民公社”的经验,农村土地特别采用“集体所有”的方式。目前农村的行政机关或表面上的自治组织“集体”拥有全部土地。

据此,农民从农村集体租借农地耕作后,像交税一样把一部分交给集体,余下归自己。此前人民公社式的共同生产与分配被取消,1978年开始所谓“改革开放”时启动的这一制度,4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照旧维持。农民个人租借农地的“使用权”期限大约为30年。

不过在这种农地使用权体系下,个人不能转让或买卖使用权。(相反,城市土地和住宅的“使用权”可以转让和买卖。在中国买房就是购买这种使用权。)结果意味着个人若不想耕作,只能放弃土地。反过来,城市居民等农村外部人员也无法购买或租赁这类农地(准确说是使用权),因此外部资本引入也很困难。这意味着农民只能完全依靠自己的资本和努力耕作。

专家们主张,这种土地国有制度使中国农业生产结构变得僵化。由于无法激发农民在农村开发中的自主性,最终只能由政府出面。中国政府自去年以来高喊的“脱贫”,最终也是通过政府财政投入实现的。迫使阿里巴巴、京东等企业投资农村,表面上看似企业利润的社会回馈,但实际上是因为农村本身从一开始就难以吸引投资才出现的现象。

中国国内把城市与农村划分为两个阶层的户口制度,加速了农村的这种僵化。一般而言,户口制度是解释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困境时使用的术语,但反过来也被指为阻碍农村成长与发展的手段。因为没有当地农村户口或来自其他地区的人无法参与农村开发。

普遍的看法是,只要中国维持“社会主义”,就无法放弃土地的国家所有(农村为集体所有)。也就是说中国农村难以发生大规模变化。与中国农业专家讨论时,他们大多回避这一长期存在的土地所有问题。明知是问题却不提或不能提,因为这可能引向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体制的批评。一位农业专家断言:“只要不改变土地属集体所有、农民如同集体佃农的根本结构,中国农业就难以发展。”

在三农问题中,“农村”和“农民”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中农民个人的利益,而“农业”则也与城市居民相关。因为农业生产力下降可能推高城市物价。去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和非洲猪瘟(ASF)导致的农产品产量减少,立即带来了城市物价上涨。

慌乱的中国政府决定通过扩大从海外进口农产品来化解这一问题。据中国海关总署(相当于韩国的韩国关税厅),受疫情导致的消费萎缩影响,去年中国进口总额同比反而减少1.1%。但粮食进口大幅增加。去年一年中国进口粮食1亿4262万吨(508亿美元),同比增长28%。此外肉类进口量为991万吨(307亿美元),猛增60.4%。

这一趋势今年仍在延续。今年1~2月中国粮食和肉类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47.5%和27.6%。鉴于目前中国粮食进口来源集中于美国、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等国,在中美矛盾局势下等于暴露了相应的对外脆弱性。

在中国内外对源自中国的粮食危机担忧加剧之际,中国当局也做出了多种解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梁彦2日在记者会上主张:“中国粮食生产连续17年丰收,产量连续6年保持在6.5亿吨以上,完全能够自给”,“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为470公斤,超过世界平均的400公斤”。

不过他也表示“从中长期看,粮食供需将处于紧张状态”,并将复杂的国际形势与需求增加、农地和用水不足、农业收益相对偏低、自然灾害等列为今后中国农业与农村面临的困难。

/北京=特派记者 崔守文 chsm@s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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