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连日来围绕中国人权问题严重对立。美国就新疆、香港等中国强力主张主权的敏感地区提出人权问题,而英国和欧盟(EU)在此站到美国一边,使得围绕中国人权问题,美欧关系似乎正在迅速修复。对此,中国则以“管好自己国内的人权状况”这种冷嘲的方式回应美国,对欧洲则对部分政界人士和机构实施报复性制裁予以还击。
然而,人权虽曾是推动美国外交的常态性且极为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曾因被政治性、便利性地加以利用而受到批评。尤其在东西对抗的冷战格局下,人权外交的政治性与便利性更为凸显的情形颇多。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政府揭露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侵害,意图炫耀自由世界的优越性。没有比人权或民主更有用的武器可以揭露共产阵营国家的全体主义性质。但与此同时,冷战时期美国的人权攻势也被美国国内的进步人士批评为“伦理等价性(moral equivalence)”问题。美国的进步人士主张,与共产主义政府相比,支援亚洲和南美反共独裁政府的美国以及接受这种支援的右翼独裁政府,在政治压迫方面实际上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并批评美国外交的双重性与伪善。
为这一想法提供助力、并试图改变美国外交的人是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他认为美国外交过度囚于冷战思维方式,已到了应摆脱美苏对立的东西问题、转而集中于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等南北问题的时点。基于这种想法,卡特前总统上任后即宣布要把人权外交作为美国外交的核心要素,其结果是与当时处于维新体制顶峰的前总统朴正熙等Woobang Construction独裁政权领导人产生了矛盾。在水门事件使美国民主严重受损的背景下登场的卡特人权外交,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国内氛围。
然而,若是倡导世界和平的民间领袖或许无妨,但作为超级大国总统和自由阵营领袖,卡特的这种想法是误读时代的草率判断,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对此予以了印证。卡特的人权外交与当时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即阻止苏联扩张、从苏联手中夺回国际政治主导权并强化与同盟国的团结相去甚远。华盛顿政界对卡特天真的构想反应冷淡,在这种氛围下,他的驻韩美军撤军论也在美国朝野的强烈反对中悄然收场。
新就任的美国总统乔·拜登把人权置于美国外交前台,就其是在唐纳德·特朗普的暴政之后登场的总统这一点而言,与理查德·尼克松之后登场的卡特情形相似。在这种国内背景下,拜登总统似乎也在个人信念层面接受了人权与民主的重要性。不过,拜登总统与卡特不同之处在于,他把人权与民主视为美国对抗中国“战狼外交”、团结同盟国的有用工具。与此同时,在经济萧condition下——在经济不景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新冠肺炎)大流行以及种族矛盾导致千疮百孔的国内局势得到整理之前,也似有先打出人权问题来牵制中国、谋求同盟团结的一面。总之,拜登总统似乎是出于经历特朗普后更为坚定的个人信念、中国强势崛起、同盟重建、国内局势整顿等多种现实理由而提出人权外交。只是,人权外交作为美国与同盟国之间多边合作的牵引手段而非美中双边谈判的战术武器,究竟能持续多久,还需进一步观察。美中矛盾越是尖锐,必须维护朝鲜半岛和平并解决朝核问题的韩国政府处境就越艰难。韩国外交再次面临重大挑战,这一点看来是明确的。
/舆论读者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