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7日的首尔市长与釜山市长补选已近在眼前。7日正式投票日并非休息日,投票可持续至晚8时。2日和周末3日可进行提前投票。随着选举临近,我们来了解一下与选举相关的科学,包括民调、社交媒体网络(SNS)上的大数据、电子投票等。
—从昨天(1日)起,可以说是用数据说话的科学——民调结果的公布被禁止了。
△是的。根据《公职选举法》,从1日至7日晚8时不得公开或报道民调结果。当然,引用上月31日之前实施的民调结果进行报道是可以的。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时点如何,政党或候选人实施的选举民调在投票结束前都不得公布或报道。
—为什么在选举前不允许公开民调结果?
△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解释说,这是为了减少选举前民调损害选举公正性、影响选民判断的担忧。因为也存在利用民调引导舆论的情况。不过也存在只有公布禁止前的民调被人记住的问题。在浮动层中是会出现所谓搭便车的乐队花车效应,还是会出现声援劣势候选人的弱者效应,是变数。支持层的凝聚程度也是主要关键。
—看民调时,例如获得1000名选民的回答,应答率为5%,抽样误差在95%置信水平下为±3.1个百分点,这是什么意思?
△1000人回应了民调,若应答率为5%,则意味着向2万人拨打电话,1000人作答,1万9000人未作答。当误差范围为95%置信水平下±3.1个百分点时,如果第一名候选人领先第二名候选人超过3.1%的两倍即6.2个百分点,就称为超出误差范围而占优。但如果第一名与第二名候选人之间差距在6.2个百分点以内,则意味着在误差范围内竞争。
—各家民调公司的调查方式也不同。
△有的机构100%采用机器语音的ARS无线方式进行民调,也有的完全由人工用手机联系进行。民调是100%用手机,还是混合固定电话,结果也会不同。手机方面,过去查不出住址,现在选举管理委员会将号码加工成仅供民调使用、用后废弃的安心号码形式提供。这样就可以按地区向选民拨打手机。本次首尔市长候选人统一民调时,也曾就是否100%用无线、还是混入部分有线而争执不下。当然,民调结果也会因提问内容、调查时点、样本规模而有不小差异。因此,在关注舆论走势的同时,观察民调中不易显现的基层民心也很重要。
—民调存在一定局限,是否可以通过线上大数据走势加以弥补?
△是的。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广泛普及,正生成海量大数据。观察选民的检索次数或检索词,有助于预测哪位候选人会当选。2016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中唐纳德·特朗普候选人战胜希拉里·克林顿候选人时,许多民调公司预测希拉里获胜,但从大数据看,特朗普候选人更受关注。
—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2008年和2012年当选时,不也利用大数据开展竞选活动吗?
△没错。奥巴马阵营由数学家、统计学家、数据挖掘与分析专家、软件开发者等组成“大数据团队”,对大数据进行分析。以此通过SNS和电子邮件等与选民活跃沟通、宣传竞选承诺并展现诚意。针对每位选民开展定制化竞选,提高了效果。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他是善用社交网络服务(SNS)而当选的第一位总统。
—奥巴马阵营是如何开展竞选的?
△他们购买商业数据,分析政治献金捐赠名单、信用卡信息、SNS等,针对浮动层和摇摆州投放电视广告或发送定制化SNS信息,进行集中攻势。甚至掌握了选民订阅的报纸、偏好品牌、拥有车辆等信息。在好莱坞举办政治献金晚宴时,预计40多岁女性出钱最多,于是邀请了人气演员乔治·克鲁尼。他们集中攻略摇摆州,成功吸收了浮动层。
—也有人主张当时的大数据竞选有些被夸大了。
△曾任奥巴马阵营首席技术官(CTO)的哈珀·里德在2013年曾说过“大数据是一堆废话(Big Data is bullshit)”。当然,在竞选时询问选民是否支持奥巴马、查看其过去是否投票,或对更需集中关注的选民进行分类,大数据确有帮助,但其含义似乎是大数据并非万能。
—话说回来,海外也有以担忧传染病扩散为由推迟部分选举的情况。
△从这一点看,去年韩国举行4·15大选时引起了全球关注。当时英国将地方选举推迟一年,50多个国家推迟了选举。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下,非接触文化扩散,对电子投票的关注和偏好度预计也会提高。
—但如果把投票方式改为数字方式,不是也有被黑客攻击的隐忧吗?
△没错。在现有电子投票中,很难阻止外部为操纵投票结果而进行的黑客攻击尝试。如果投票信息留存于中央服务器,还存在损害秘密投票的问题。
—有解决办法吗?
△虽然并非万能,但若采用区块链方式,信息存储于分散化的交易账本中,即便尝试黑客攻击也难以操纵,且可守住秘密投票原则。因为区块链的特性具有阻断数据伪造、篡改的效果,也能降低身份识别风险。这正是海外部分国家能在选举中进行电子投票的原因。
—海外实际上也有采用区块链方式、以电子投票举行选举的情况吗?
△爱沙尼亚从2005年起,既可前往投票站投票,也可通过区块链方式的电子投票在家中或办公室完成。欧盟(EU)也从2015年起应用于议会选举。美国也在部分州试点,在选举党内候选人时实施了利用区块链的电子投票。韩国也有在政党的党员投票或比例代表党内初选投票中采用在线投票的情况。不过由于政党间的利害关系、黑客威胁、身份盗用担忧等原因,尚未引入大选或总统选举。
—最近不少企业在举行定期股东大会时采用电子投票。
△是的。电子投票可广泛用于股东大会、政党决策、民调与问卷调查等。政府或地方自治团体也可以即时汇集国民意见,有效推行政策。这可以成为“直接民主”的基础。但仍可能存在安全风险或代理投票问题,并且必须确保没有智能手机或PC的弱势群体的权利不被侵害。即便获得周围人帮助,也必须通过本人认证实现秘密投票。
—我们在谈选举与科学。也有说法称,从脑科学角度看,意识形态谱系不同的原因在于脑连接网络的差异。
△首尔大学研究团队去年通过问卷调查将106名成年人分为保守、中间、进步倾向组,随后考察脑功能,发现调节心理压力的脑区之间的信号传递体系因政治倾向而不同。保守倾向者的脑连接性比进步倾向者高出约5倍。这也可以理解为保守倾向大脑的心理稳定性更高,同
时意味着对外部危险因素反应敏感,从而作出保守判断。不过研究团队表示,无法确定是政治倾向导致了脑功能差异,还是脑功能差异导致了政治倾向不同。
—选举也与数学、统计学有关,无论是总统选举、大选还是地方选举,只要多得一票就能当选,因此可能存在代表性争议。
△2016年末美国总统大选中,唐纳德·特朗普候选人获得的全体选民票数少于希拉里·克林顿候选人,但在各州合计的选举人团票中获胜而当选。2000年末共和党候选人乔治·布什战胜民主党候选人阿尔·戈尔时也是如此。在美国,各州中只要多得一票的人就独占分配给该州的选举人团。美国总统大选采用极为特殊的方式,姑且不论,一般而言得票最多者当选是通例,但从代表性角度看,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民主主义的矛盾”。因为哪怕仅以一票之差惜败,所有努力都会化为泡影。为弥补这一点,可以在第一名与第二名候选人之间实施决选投票,或通过广域单位的中·大选区制让第一名和第二名同时当选,但这也有局限。也可以像以色列那样,完全按政党得票比例分配国会席位、只选出比例代表,但存在居民无法选出自己选区候选人的问题。地球上进行着许多选区制度实验,但完美的制度并不易找。
—最后,不少人说“新冠疫情下光顾生计都忙不过来……”而表示不打算投票。
△从去年4·15大选起,选举年龄降至18岁,投票是选民的义务,也是宝贵的权利。仅一票之差就可能决定当选与落选。实际上,2008年江原高城郡守选举和2018年青阳郡议员选举中,当选与落选就是以1票之差决定的。
/高光本 资深记者 kbgo@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