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学蚂蚁”蜂拥而至之际,“西学蚂蚁”也登场了。把股市染成红色的个人投资者如今已跨越太平洋研究美国股市,积极将被判断为有前景的个股纳入投资组合。这并非只是韩国股市的故事。在美国和欧洲也能看到类似氛围。连没有炒股经验的学生和退休者也争相涉足股市。基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大萧条、1970年石油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等大衰退之后增长加速的经验值,他们押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新冠肺炎)之后的陡峭上行。
但长期研究“增长型经济(Growth Economy)”的美国经济学家迪特里希·沃拉斯表示,即使新冠影响减弱、经济进入复苏阶段,也难以期待像过去那样陡峭的增长。他是美国休斯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经济增长概论(Introduction to Economy)》的合著者,他对2008年危机后美国经济未能以当初预期的陡峭速度增长产生疑问,并开始审视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变量。这项研究的成果就是新书《增长的终结(Fully Grown)》。
作者表示,至少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成果低于预期并不只是政策或创新失败所致。他主张,从宏观视角看,在经济高度化过程中增长率下降是必然的,反而是意味着生活质量提高的“成功标志”。
为了为这一主张提供依据,沃拉斯逐一分析了生产率、产业结构、技术、政府、中国、人力资本、人口、市场支配力、不平等等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他尤其将生产从商品转向服务的现象,以及表现为老龄化、生育率下降、偏好小家庭的人口变化现象,指为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
例如,1940年人们住在上下水道设施不足的房子里,因此把钱花在管道和新马桶上;每当空调、电视、电脑等新家电问世,他们就忙着把这些搬进家里。门前还得停上一两辆汽车。随着消费如此增加,企业的生产活动也随之增加。但此后消费模式发生了变化。马桶无法再多装一个,电视和空调的更换周期又很长。最终消费从商品转向服务,产业结构也重组为以服务为中心。但服务业在提高生产率方面有明显局限。例如工厂可通过机械化等大幅提高商品产量,而一名律师能接待的客户数量必然有限。
此外,生活水平提高带来了人口结构变化。认识到子女越多需要放弃的收入和时间越多的人们开始少生孩子。女性的社会参与和生育权主张也影响了人口减少。而人口减少对新增劳动力供给和消费产生循环性影响。
在此脉络下,如果21世纪的美国想要实现与20世纪相同的经济增长,说白了只需把家里所有家电都扔掉、把汽车也砸掉。这样生产现场的就业率提高、产量增加,经济就能陡峭增长。作者还说,并且像过去那样,女性不主张权利、也不享受医疗技术的好处就行了。当然,这是为强调今天的增长放缓不是烦恼、而是增长的产物所作的迂回说明。
沃拉斯如此支持增长放缓,并非为了说增长没有价值,而是为了让人们反思增长万能主义。增长现在依然必要。但他强调,不能用20世纪的标准来评价和讨论增长。他主张,如今应谈论涵盖环境、性别平等、种族问题、企业伦理、公平性等当前课题的增长。1.7万韩元。
/郑英贤记者 yhchung@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