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日(当地时间)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飙升至年1.7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仿佛等待已久般警告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外流。她“利率上升时,资金可能从(经济基本面)脆弱的国家流出”的言论,可视为再次确认了弥漫于全球金融市场的“紧缩阴影”。尤其是格奥尔基耶娃指出,因美国经济快速复苏而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是“对外融资需求大、负债水平高的国家”。
全球低利率协调已经出现裂痕。今年3月土耳其和巴西率先起步后,俄罗斯等国也加入加息行列。4月底的印度尼西亚、5月初的挪威等也被提及为正在权衡加息的国家。
就土耳其、巴西而言,政局不稳,也没有像样的产业基础。雷亚尔(巴西)、里拉(土耳其)等本币自去年以来对美元大幅下跌,它们是被迫无奈而加息的地方。因此有观点认为,对新兴国家资本外流的担忧不必过度解读,而有解读认为,格奥尔基耶娃是在提醒“不应对这类担忧掉以轻心”。即不要忘记2013年“紧缩发作”的经验,需要为市场冲击做好准备。
市场认为,尤其应密切关注作为欧洲经济“薄弱环节”的东欧和南欧。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在经历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推行了量化宽松。这与过去金融危机时因货币价值下跌导致资金外流风险而无法尝试量化宽松形成对照。当时英国《金融时报》(FT)等外媒曾担忧表示:“在新冠危机下,连这些国家也在推进极端政策。”
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南欧国家也不安。由于欧洲病毒再度流行的可能性等,主流预测认为其主力产业旅游业今年仍难以复苏。欧盟(EU)表示将在旅游旺季前推出证明接种疫苗的“疫苗护照”,但向欧盟国家的疫苗供应并不顺畅,接种速度也较慢。若因美国经济快速复苏而市场利率波动,受损空间不小。当天格奥尔基耶娃指出:“主要依赖(因新冠而)复苏缓慢的旅游业的国家将承受巨大压力。”
亚洲也处于资本外流风险的影响范围内。近期菲律宾、泰国等均维持利率不变,但若美国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复苏差距扩大,由土耳其、巴西等发起的加息氛围可能扩散。这种情况下,可能演变为海外资本缩减对新兴国家的投资比重→外国人处置资产→美元外流。不过,日经近期也分析称,今年亚洲投资者对本地债券市场的投资比重较2010年增加三倍以上,强势美元可能引发的资金外流风险较此前有所减轻。
尽管如此,主要亚洲国家内部已将紧缩视为既定事实并加以防备。日本银行(BOJ)将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波动区间从-0.2%~0.2%调整为-0.25%~0.25%。在美国经济复苏快于预期之际,为货币政策留出更多余地。近期维持实际基准利率——人民银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不变的中国,也在大幅加强对资本市场的检视力度。事实上,显示美元对主要六国货币价值的美元指数走势也不寻常。年初为89.87的美元指数已飙升至约93。
其实格奥尔基耶娃对新兴国家资本外流的担忧并非首次。不久前她曾表示,将自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首次新增发行6500亿美元(约736万亿韩元)规模的特别提款权(SDR),并探索把金融状况稳定国家的SDR再分配给经济脆弱国家的方案。SDR是IMF创造的储备资产,可兑换为美元或欧元等安全货币。也就是说,IMF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债务负担较小的流动性,尽力阻止资金外流。
联合国也发出类似警告。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29日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FT)采访时表示:“在大流行的情况下,去年仅阿根廷、伯利兹、厄瓜多尔等6个国家宣布债务违约,认为经济状况已稳定不过是‘严重的误解’。”他表示“仍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处于负债危机之中”,并呼吁“IMF不仅应发行SDR,还应将6月底到期的‘暂停偿债倡议(DSSI)’至少延长一年,并扩大受益国范围”。
/郭允儿 记者 ori@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