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我与主要岗位负责人一同前往国立大田显忠院参拜。之所以前往大田显忠院而非首尔铜雀洞,是因为“科学立国”的初心埋葬于此。KIST首任所长、已故崔亨燮博士在研究所设立之时,向海外800名韩国研究人员寄出了邀请函。据说提出的薪酬是国内教授的2至3倍,甚至高于总统,但仍不及发达国家的一半。尽管如此,仍有500多人响应了祖国的召唤。其中,提交了最有助于产业发展的研究计划书的18位科学家获得选拔。国家尽力给予支持,但贫瘠的科研环境难以轻易改善。然而,没有一个人再度离去。
KIST各处都种有流苏树,其白色花朵看起来像米饭。据说这寄托了前辈研究人员希望以科学技术填满贫穷国民肚子的心愿。他们纯粹的决心与献身令人心潮澎湃。先忧国家后顾个人的科技文化曾是我们的自豪。笔者也正是在这种向心力之中,三十多年来未曾旁顾。2014年报名担任国家科学技术研究会(NST)首任融合研究本部长,同样出于这一脉络。
当时,按照迈克尔·波特教授的国家竞争力理论,韩国已越过生产要素与投资驱动的增长阶段,正向创新驱动(innovation-driven)阶段升级。国家整体研发(R&D)中民间占比超过70%,公共研发的角色重新定位已不可避免。NST着眼于解决国家重大课题的中长期融合研究。压缩式增长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加重了社会成本,阻碍着国家发展。笔者当时激烈思考:那一时期我国最需要的公共研发究竟是什么。
首个挑战对象是成为城市重大威胁的地面塌陷坑。难以预测这一点更令国民惶恐不安。这类社会问题的回报与投资并不匹配,若非政府出资研究机构难以承担。电子通信研究院、建设技术研究院、铁道技术研究院、地质资源研究院的研究人员齐心协力,历经1年8个月的融合研究,诞生了可事先预测塌陷坑的基于物联网的城市地下埋设物监测与管理系统。融合研究团及政府出资研究机构至今仍专注于应对痴呆症、超连接人工智能(AI)、新型病毒等直接关系国民生活质量与国家安全的重大课题。
崔亨燮博士经常引用巴斯德的名言:“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籍。”疫苗之父路易·巴斯德在经历子女去世和中风病痛之际,仍以蚕病病毒研究拯救了祖国法国的农业。德国入侵时,他年届49岁仍报名参军,还将德国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退还,爱国心极为强烈。国家的支持与科技人员的爱国心根源相同,难以区分何为原因、何为结果。两者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前辈科学家的精神以文化基因“meme”(在文化传递中发挥类似基因的中间媒介作用的信息形式)的形式,依然绵延不断地传承于后辈心中。四月即将到来,这是科学之月。看着满树盛开的流苏花,正是再次回味科学家的国籍意味着什么的时候。
/高光本 高级记者 kbgo@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