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3-30 | 여론독자부

[时论]韩国要摆脱“超低生育率泥潭”须如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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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总和生育率0.84人。自2018年以来连续三年处于0点几的生育率,预计今年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影响将进一步走低。超低生育现象并非仅仅是对绝对数值的担忧,而是对我们所面临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错综复杂问题的担忧。

过去15年间,低生育对策涵盖了低收入家庭的育儿支援、为中产双职工家庭引入并强化工作与家庭兼顾制度、消除盲区、避免国家干预生育率并提升生活质量等多元谱系。然而由于缺乏未来蓝图和框架,低生育对策毫无方向性,只是把每届政权通过国政课题提出的政策层层叠加到既有政策上的简单对策合集。

以这样的低生育对策来化解扎根于韩国社会的低生育根本原因,存在局限。在韩国社会,要结婚就得毕业于好大学,并有稳定的工作保障。然而就业日益不稳定,收入又赶不上房价和全租金(jeonse)的涨幅,别说购置自有住房,就连筹措全租房都愈发困难。工作与家庭兼顾只有公共部门或大企业的正式职工才有可能。由于低生育对策不够充分,照护、工作与家庭兼顾以及养育费等负担依然沉重。老年保障不足,若晚婚则需在退休之后仍承担子女教育费和养育费,因此难以轻易选择生育。

在韩国社会,结婚与生育正逐渐成为一种特权。这种状况正朝着迅速减少能够享受这一特权的年轻群体的方向发展。青年层放弃结婚与生育的倾向,与其说只是价值观变化,不如说是对无法做出选择的挫折与愤怒的表达。

生育率并非单纯的人口学指标,而具有衡量国民对结婚与生育的需求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的象征意义。基本需求一旦被侵害或受挫,生活质量便相应荒芜。归根结底,生育率回升意味着国民的基本需求正在得到满足。从这一视角出发,政府必须面对0点几的生育率作出重要决断。0点几的生育率是任何欧洲国家都未曾经历过的。法国从未低于1.6人,瑞典从未低于1.5人。仅靠超越欧洲的家庭政策模式,韩国无法走出超低生育的泥潭。现在是开发并实施适合韩国国情的低生育对策模式的时候了。

符合韩国国情的模式,基本上应具备这样的方向性:使结婚与生育不再是特权,而成为任何人只要愿望就能毫无负担地选择的普遍权利。应通过增员、补贴支援、税制优惠等综合对策,使公共部门与大企业、中小企业都能为青年一代充分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为从根本上禁止因结婚生育导致的职业中断等人事上的不利待遇,应强化法律规定,并使受害个人的诉讼等法律援助体系化。同时应强化法制装置,使工作与生活平衡及两性平等得以落实。为严格禁止基于学历、出身院校、性别及地域的就业歧视,应将盲选招聘方式等的适用予以法律强制化。国家应根据出生儿数和子女年龄,对筹措全租房或自有住房的费用予以部分支援,并为压低房价,大幅扩充面向育儿家庭的住房供给。应构建子女养育安全网,使父母无论经济状况如何都能安心养育子女。将高中纳入义务教育,考虑物价等因素发放养育津贴至高中毕业,升入大学时则实行按子女数的国家奖学制度,使其不因经济问题放弃学业。子女越多经济负担越重,因此应按子女数提供补充性支援。

此类韩国型低生育对策模式,应设计为双重结构:以就业、住房、教育、性别、文化等宏观方法为主流,以育儿、照护和育儿休假等津贴、给付及服务支援的微观方法充当润滑剂。为提高模式的实效性,应将低生育对策的年度预算设定为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家庭支出比率平均水平(2.4%)的3%,以强化对未来一代的投资。

/舆论读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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